今天的主题是“传承”，在大学里，“传承”主要是“师承”。

中国古人讲师承，有“受业师”和“问学师”的分别：

“受业师”就是专门学问的导师、恩师，“不可易之师”，也就是一生中不可替代的那位师长。“受业师”决定了你在专业框架和学术谱系上的位置。人在学术界，总会被问到“你是谁某的学生”，从师学道，鱼游千里。犹如小鱼从大鱼，又如老树发新枝。天地君亲师，“师弟子”是五伦外的第六伦，但在现代社会，也要接受学术公义和学者人格的考验。

我的“受业师”是中文系的夏晓虹教授，她属于传奇的七七级的北大学生，是一位亲切温和的女老师。夏老师的风格有如黄山谷评杜诗——“平淡而山高水深”，正是这样一种淡然吸引了我。第一次见老师，师生二人，无多闲话，老师送给我两本书，一部是刚出的学术专著，一部是她的老师季镇淮先生的纪念集。季先生是西南联大的老学生，师从过朱自清、闻一多，治古代文学，又治近代文。当年朱自清先生开一门课，只一人选修，一人旁听，旁听者即季先生。战争时期，唯二的学生一旦同时缺席，朱先生只好默默回家洗衣服。这些轶事经老师淡淡道来，在我则渐渐看到北大的文脉：从晚清到五四，从西南联大的流离播迁，直到七七、七八级我的老师辈。一线之传，微弱而顽强。拿到这两本书，确实有种触电的感觉，仿佛自己真和历史接起来了。

当然，学问的传承又不是封闭的，在五四策源地的北大，师承更应兼容并包，不是过去那种开宗立派、出主入奴的“师法”“灯传”，也不限于现代以来的学科划分。这就涉及古人所说的第二类师承——“问学师”。君子博文约礼，转益多师，“问学师”多多益善，有时候也会为你开出一个崭新的认知世界，同样值得一生的回味与感念。

像我这个年龄前后的中文系老学生，在大学记忆当中，都有一位历史系老师。那就是前些年不幸早世的刘浦江教授。大概从1994到2002年，他承担着中文系大一的必修课“中国古代史”。是的，就像这照片里看到的，他好像永远都穿着这么一件蓝色西装，一副朴素的模样。许多系友的回忆都提到，刘老师开学第一课那句“你们没文化”的当头棒喝，打掉了许多新生的自负；短短一学期的通史课，他教给我们一种打开北大、打开学术的正确方式。有一天上课去晚了，忽闻刘老师唤我姓名，心中一紧。这才刚过了半期考试，我在论述题里放肆地引了几条奇怪的材料，发了些与通行教科书不一样的议论，莫非要因此挂科？抬起头来，谁想刘老师说的是你答得不错，有材料也有判断，甚至因此建议我改行学历史。多年以后，有同学嘲笑我对这么一句小表扬还“念念不忘”。但你要知道，刚进大学的我们是那么稚嫩，什么都觉得要仰慕，不懂得批评与反省，对自己更没什么信心。就是这样一句话成就了我想做学问的信念。而到今天，当我自己也走上了三尺讲台，刘老师对教学的全身心投入，对学生的毫不吝惜的勉励，更成为我自己追摹的榜样。

我和刘浦江老师只有这么一次当面交流，也并没有转去历史系。但对史学和跨界研究的兴趣，却贯穿了我的研究生涯。后来在中文系受业于夏晓虹老师，她在文学研究界，也以文史沟通著称。毕业以后，我又去哲学系做了博士后。我发表的论文不多，却有近一半在历史、社科方面的刊物。我自己的研究方向在晚清民初，处在古今中西的交汇点，就像这张晚清的画报向我们展示的，那是一个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出发眺望遥远西方的时代。研究这样一个巨变时代的文学，更需要对历史、思想、人物的细腻把握。我关注这一时期文学书写的历史语境，以及历史书写的文学性格。这两方面的开拓，都得益于自己多年来混迹于文、史、哲各系的经历。

我想说的第三个缘分，可以说也是一个“问学师”，那便是北大的图书馆。我们这几级入学的时候，正是1998年新图书馆落成不久，图书馆成了我的天堂，日常上课之外便在图书馆度过，甚至谈恋爱都以图书馆为场合。我最爱新馆一楼的工具书阅览室。在那里，我不是像人们通常想像地那样查阅工具书，这种查阅功能早就被数据库替代了——我喜欢的，是读常见书一样地翻看工具书和大套丛书。我曾经标榜自己是“工具书阅览室的游荡者”，更期许能做一个“数据库时代的抒情学者”。

到了撰写博士论文的阶段，我更借重北大图书馆丰厚的古籍、书札和旧期刊收藏。旧期刊部的张宝生老师，是1970年代北大国际政治系的研究生，却长年在书库中默默工作，矮小的身躯套着一件不太合身运动服，宛若一名老工人。但他实在是一位大隐隐于图书馆的“扫地僧”。我们到前台调刊，常看到这位张老师在伏案看书作笔记。通常你在前台报出公元某年或某干支，他便能迅速定位到同治、光绪、宣统某年文献；他对许多报刊的栏目、构成、沿革了如指掌，总能带来电子目录语焉不详的惊喜。我们专业方向的老博士们，在完成论文或出书之后，都会记得寄他一本。

其实，从课堂、研究室、图书馆，到食堂、体育场、未名湖，如果可以把北大人格化的话，她本身就是一位硕大丰富的“问学师”，一百二十年风云，学问与人生、现实与理想的种种答案，多在其中。而且，北大人文社科诸学科并进的优势，更使这里成为“转益多师”的绝佳场合。启蒙时代的欧洲人，曾有“文人共和国”的构想；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更把“学校”看成天下治乱的枢纽。在我看来，专门、师承的多样性固然值得保护，但北大人似乎更应叩问在专门专业、师承师门之上，有没有一个可以称为“北大性”的东西。许多北大文科的师长、前辈，许多从事行政服务工作的默默无闻的老师，他们都不仅仅是中文人、历史人、哲学人、图书馆人……，身上更有超乎学科分工或工作职能之上“北大性”，值得我们去感恩，去反省，去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