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31日下午，文研院邀访学者交流会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2022年春季学期邀访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的杜华老师发表报告《我为什么研究美国早期史》，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刘清华老师发表报告《我为什么要研究近代中国天主教城市社区》。王明珂、包慧怡、包伟民、陈文龙、欧树军、谷继明、姜守诚、焦南峰、梁云、陆一、刘文飞、罗鸿、赵丙祥、渠敬东、杨弘博、韩笑等出席并参与讨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杜华老师
杜华老师首先简要梳理了我国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我国美国史研究的学术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晚清至1945年，该阶段的美国史知识主要来自传教士和晚清留美学人对美国地理、政治、历史等情况的介绍以及从日本引介的美国史著作。1910-1920年代，我国开始出版相对严肃的美国研究著作，如1928年蔡元培先生主编的《中美关系史》。30年代，齐思和先生最早开设“美国史”课程，还编写了《美国史书目举要》，成为民国时期中国人研习美国史的重要索引。第二阶段为1945年-1978年，该阶段的美国史研究与政治密切相关。黄绍湘先生在50年代出版了《美国简明史》和《美国早期发展史》。1964年开始，因为世界局势的变化，美国史研究渐成大观，武大、南开都设置了美国史教研室。北大为美国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学科建设和学术交流两个方面。第三阶段为1978年至今。历时近24年编订出版的六卷本《美国史》是改革开放以后美国史研究发展的缩影，当今的美国史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学术共同体，研究者众多，且团队化趋势明显。在报告的第二部分，杜老师介绍了自己从事美国史研究的历程。杜老师主要以奴隶制问题为切入点研究美国早期政治史。在武汉大学求学时，刘绪贻先生收集的外文图书以及大三时在《西方典籍导读》课程上读到的《论美国的民主》《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等书都让他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他发现美国历史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于是决定在硕博阶段研究美国政治史与制度史。在南开大学接受了扎实的硕士学术训练后，杜老师来到北京大学攻读博士。经过艰难的选题过程，加上在耶鲁大学的学习经历，杜老师认识到奴隶制和种族问题是研究美国最为重要的路径，决定探究奴隶制对美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废奴运动如何影响美国的奴隶制政治是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杜老师向与会学者介绍了美国废奴运动的始末及其理念和策略，并指出在传统的奴隶制政治叙事模式中，废奴运动的三个重要节点是共和国初期、1820年“密苏里危机”和1845年之后的美国领土扩张。杜老师强调，在后面两个节点之间，奴隶制似乎从公共话语和政治辩论中消失了，但在这二十多年间，废奴主义者真的集体“失声”了吗？这是一个需要重新解释的问题。在研究美国早期国家构建的过程中，杜老师对国内关于美国“强社会弱国家”的刻板印象有了新的认识，认为我们对内战史的讨论还不够多，他目前关注的话题就是从跨国视野看美国早期国家认同。最后，杜老师反思了我国美国史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意识缺乏”“文化隔膜”“路径依赖”等问题，指出南部史、妇女史、重建史等重大问题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作为外国研究者，中国学者要充分掌握和理解美国学者的研究，但应该清楚美国学者的研究自有其学术语境和社会政治语境，有特定的学术合法性和必要性。对于美国史学界的动向要保持清醒的距离感和区分意识，重视美国学者的方法论，充分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但不能简单地喝彩、效仿和复制，尤其要警惕当代美国史学者受到的“身份政治”影响。中国的美国史学者应该有立足中国社会的现实关怀，政治史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其研究意义是为中国人理解自身提供一种他者的视野和资源。杜老师用加里森和约翰·卡尔霍恩的对比为例说明了美国史研究的特殊性，即埃德蒙·S·摩根的永恒之问：“一个民族何以能在孕育出美国革命的领袖们所展现的那种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献身精神的同时，又发展了奴隶制这一无时无刻不在剥夺人类自由和尊严的劳动体制？”奴隶制与民主制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个体如何才能捍卫基本的自由、权利和尊严？这些都是悬而待解的学术生长点。最后，杜老师引用许倬云先生的名言为报告结尾：“要人心之自由，胸襟开放。拿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刘清华老师
刘清华老师的报告主要围绕他的宗教社区研究专著Une paroisse à la Cité impériale - Le Beitang de Pékin, 1688-1827（《皇城的天主教社区：北京北堂1688-1827》）展开。刘老师介绍，在对历史产生学术兴趣后，他在因缘巧合之下赴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学习。刘老师提到，北堂涉及许多外交、政治事件，他现在从事的研究以宗教面向为主也是他始料未及的。刘老师引用涂尔干等前辈的名言说明了宗教研究的重要性：“借助宗教，我们可以追踪社会的结构，社会所达到的统一阶段，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凝聚程度，以及社会所占据的区域范围，在社会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的宇宙力的性质，诸如此类，等等。”Qu’est-ce qu’une église ?《什么是一个教堂》这本书对刘老师启发很大，促使他进一步关注北京的教堂及宗教团体。刘老师还对自己在法国的导师和研究机构进行了简要介绍，指出法国人文社会学科的学术思考注重“整体性”。之后，刘老师对自己围绕北堂展开的研究进行了详细阐发。引起刘老师研究兴趣的是北堂作为皇城的唯一教堂在图像资料和历史记录中形象的巨大差别。由此，刘老师开始反思中国基督教史的书写范式。基督教史学史的研究重点从传教学、知识流通发展到地方宗教社区，相比之下，中国宗教史研究在关注神山圣地的同时也关注宗教群体。刘老师认为，中国教会发展的核心，不仅在于传教士的努力，更在于本土平信徒团体中教友本身的创造力。另外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是传统“政教”关系视野下的相关研究。刘老师指出，从官府文献来看，1723年开始已经禁止基督教的官方传播，但传教活动其实还是在政府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着，北堂中也有康熙所题的“万有真原”匾额，对异域宗教的“容”与“禁”之间的张力是很有意思的。之后，刘老师对谢和耐、钟鸣旦、黄一农等人的前研究进行了学术史梳理。学者们也已经进行了一些西北、西南、东南、江南、华中等地区的基督教与地方社会关系的个案研究。其中，沈艾娣的《传教士的诅咒：一个华北村庄的全球史（1640-2000）》一书是一部以欧洲档案为主的“微观全球史”，书中认为应该更充分地理解教会组织内的官僚政治及其全球网络。刘老师认同其观点，强调不能简单地把教会在中国的衰落归结于 “禁教”，而要重视基督教传教的全球因素以及其组织内部的挑战。刘老师以北京北堂与中国社会中的基督教为中心的研究的一个重要进路就是基于堂区领地与仪式空间对宗教社会史进行考察。该研究关涉的问题有传教士的神圣、世俗双重角色；教友群体的多样性；本土神职的晋铎、职务与功能；作为教会核心的平信徒团体组织；宗教生活与节日的日常；宗教经济与物质网络等。刘老师还向与会学者展示了部分研究材料和书目框架。刘老师的研究有一些新的发现，如鸦片战争前后江南教友对拉丁化了的耶稣会重返中国的期望与失望、十八世纪中国天主教会被低估的本土化尝试意义、清王朝扩张中的“西洋”因素及其整合困境、中文文献与中国史学对世界史（全球史）书写的意义等。未来，刘老师会对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生发，关注北京北堂与近代基督教中国化、晚清民国北京北堂图书馆与印书馆等话题。
两位老师精彩的分享引起了在场学者的积极讨论，本次邀访学者交流会也在热烈的研讨之后圆满结束。
撰稿人：石子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