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几天前，文研院举办了2022年春季学期邀访项目（第十二期）欢送会，同即将结束访学的各位师友话别。虽然只有短短四个月，但因为北京疫情带来的巨大挑战，本期驻访学人的学术工作和日常生活始终与各种的不确定性并行，也曾一度商讨过中止项目的可能，但最终坚持下来。在艰困的时刻，大家彼此扶助支持，共度时艰。离别之时再回首，无论是大家张扬的学术激情与现实关怀，还是学者之间相濡以沫的情义，都为文研院这片精神的园地种下新苗。这篇小文，就是从个人视角出发，对这个春夏之交的一些记录与随感。（点击此处，跳转观看【视频】曲终人不散：2022年春季邀访项目回顾）
困学中的弦歌——春夏之间的文研院印象
文 / 韩笑
2022年3月7日，是个周一，文研院第十二期的邀访学者陆续自各地来校报到。故事的开端就有些戏剧性：武汉的三位学者因为政策黑洞，买不到高铁票，错过了欢迎会。待到当晚瞅准一个放行的时机，才连夜买票、打包，第二天下了高铁就奔赴静园，气喘吁吁地出现在第一场报告会上，给大家一个意外惊喜。而在三月初已经抵京的台湾中研院的王明珂院士，则需要在距离我们32公里的隔离酒店度过他的前三周，再搬到北大附近的酒店进行一周的健康观测，方能“归队”。欢迎会当天，他在线上报到，和大家打了招呼。这位享誉海内外的历史人类学者，是自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首位到访文研院的台湾学者。他的到来，让大家格外振奋和感动。总的说来，对于运转已近六年，迎接过两百余位海内外学人来访的文研院，这个开局虽小有曲折，基本平稳。后来的波澜，是谁也不曾料到的。
▴欢迎会现场，王明珂先生等未及入校的学者通过线上的方式与同期学者见面
也许是“当时只道是寻常”吧，站在北京酷热的夏天回望，这个初春尚有些绮丽，有些梦幻，正如同三月中旬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雪，院中的玉兰原本已经盛放，腊梅还俏立枝头，却因为漫天飞雪，扬扬洒洒，交织出一番“故穿庭树作飞花”的奇景。大家讨论散会，出得院门，走入踏雪的学生人群里，都焕发一些少年的英气，有上海来的学人慨叹“十年没见的大雪”，也有文学中年披雪到未名湖边，回来填得一首好词。
陆一、包慧怡老师在雪中二院留影
春雪过后，春天也迅猛地到来，诸多计划都在循序渐进的展开。考古学者焦南峰和梁云，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和出土文献中心合作推出“秦汉考古与文明”系列八讲，引得校外的朋友心痒痒。两位还帮助设计了针对陕北多个重要遗址的考察路线，看上去万事俱备，眼下就差一个合适的时间档期，文研院的第四次西北史地考察就能直上黄土高原；刘文飞则要召集一批诗人和翻译家，借着初夏的夜晚，办一场多语种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朗诵会……因为众所周知的变故，这些计划或中辍，或搁置，留下不少遗憾。当然也有许多新的气象：先是大家熟络的速度出乎意料。年龄在三四十岁的几位学者，在院里常规活动之外，自己单独开小灶“加餐”，额外组织起“周三非正式沙龙”。据说他们定下的规矩，在沙龙上，“要讲最新的、哪怕正在写作中的思考，相互批评起来更不留情面”。3月28日，王明珂老师解除隔离，正式入校。关于隔离期间的生活，他的评价相当有趣，说“隔离是一种理想的写作状态”，更兼定时有人送饭上门，几周下来三餐还不重样，让作为老饕的他相当满意。这当然是玩笑话，但他此行是有大期待的，希望就自己的一项新研究计划“社群、历史与文明”，同北大考古、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师友交流观点，也想借此机会再度重访三十年来令他魂牵梦萦的田野世界，岷江上游的羌族社群。相比起来，近一个月的隔离的确算不了什么。
▴经过二十八天的隔离，王明珂老师抵达文研院
▴邀访学者在二院草坪上畅聊
之后的两个月，因为许多紧急态势的逼迫，在我们的回忆里，留下的多是慌乱、惊恐、压抑的印痕，恍如船只由静水的行驶突然闯入险礁密布的河滩，又仿佛伫立在静园，听见远空滚动着雷声，乌云正漫卷过来。如今，纵然已是船入平滩，雨过天晴，追思发生在二院内外的一切，其中朝夕之间的风云突变，人心的起伏跌宕，新闻里的鼙鼓硝烟对比着静园里的花开如海，种种细微之处，却需要小心翼翼地加以重建。我的同事陈天传不仅亲历了封校前后的绝大部分经过，也负责记录院里每天的工作日志。参照这份记录，结合自己的记忆，我努力还原一些其中的关键节点，正是这些节点中饱含的情绪张力，让这座春夏之际的小院，在大家的生命里牢牢占据一个位置。
困学中的弦歌
进入4月后，因应疫情形势所连续推出的一连串政策，开始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共此风雨的人，感觉是相似的：石子投入水波，压力层层向外传导，多处波纹泛来，无论我们身处的大学，还是引为家园的这座院子，都在其中共振。文研院此时的要务，仍要关照其中的每个个体，尽力降低疫情对学术生活的负面影响。首先的挑战是两度搬家。外地来京的邀访学者，原本大多住在北大东门外的中关新园。大家分别于4月18日、5月8日接到通知，需要搬家：住宿地点先由中关新园9号楼调整至临近区域的1号楼，随后再由中关新园搬迁至校内的勺园宾馆。两次搬家的安排都事出突然，院里需要协调房源、和邀访学者做好沟通，打消他们的顾虑，动员尽快转移，同时院里的工作团队、甚至他们的家属，全都出动，或协助打包，或开车搬运，或前后接应。虽然每一步都有些惊心，但顺利的转移为后续活动得以延续保住了“火种”。在当时的情形下，搬入校内一方面离静园二院的空间更近了，更为方便和安全，而同时也意味着由此开启封锁于校内的状态。
▴协助打包的工作团队
居住在校外的邀访学者，面对的是全然不同的情形：自5月起，入校的审批就不断收紧，13日以后，北大校园开始“不进不出”，包括文研院自身的行政服务团队在内，校外人员不能正常入校开展研究和交流工作，这是2020年以来校园所采取的最严格措施。与此同时，大家还面临各自所在社区的管控、封控，或潜在的风险。就这样，校内与校外，一片天空下，却成了“围城”式的两个世界。仅过了一个周末，5月16日，常务副院长渠敬东老师和行政主管陈天传进入校内的闭环管理，24小时在校值守，保障防疫和邀访学者项目相关工作的展开。这段日子里，任谁都是心绪难平的。住在校内的学人照例每天一早到院里，往往首先见到渠老师，大家习惯了聚集在中厅交流信息，倾诉心曲，面对面的沟通缓释了焦急的情绪。5月23日前后，海淀区正处在疫情高发、多处小区封控的关头，北大食堂短暂地停止了堂食。院务会在反复讨论后，决定召集大家开一次特殊的线上会，邓老师就当前的形势、面临的困难、院里的预案和学者们做了充分的沟通，表示文研院将全力支持大家在院继续工作，同时也将项目中止或延续的选择，留给这一期邀访学者集体讨论决定。接下来大家的发言，都无一例外相当珍视这段学缘，也表达了维护第十二期邀访项目作为一个有始有终的学术共同体，决心共同进退的心声。个人的去留抉择都得到尊重与理解，但不论留守二院还是回返所在的城市，大家都相期无负来此的初心，要克服困难，坚持学术活动的开展。
▴文研院召集举行邀访学者全体会，面对疫情的不确定性，将全力支持项目继续开展
5月31日，王明珂老师结束访问回台。在临别前的采访中，他将封校期间的生活，概括为“困学”，是他北大之行里最难忘的一段经历，“我觉得在这种艰困的经验里面，大家讨论一些问题特别有意义。”困学，是对这个特殊时期集体感受的精确捕捉，可以作多层次的理解，一方面是物理上的封锁，是常态化核酸，是自由的让渡，可是若从另外的角度看，文研院中发生的人与人的交往却涌动着饱满的情绪，思考与交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与敞开的状态，这是燕园困学的积极意义。对于这位身体力行，倡导反思性史学的学人而言，或许“困学”的另一重含义，也意味着思想上的困境，进而寻求“突围”，也就是说，一些习以为常的思考前提被质询，视作天然合法的概念被叩问。正如与他到访同期发生的事件，俄乌战争背后的“文明”论述，两岸乃至全球范围处理疫情的方式，都触动王明珂把对文明的反思萦绕于怀。在捉摸不定的风向中，我们能做的，莫过于阅读、思考，也拿出更多的时间，关心身边的每一个人，从学问到性情，到他们各自走过的路。在王明珂看来，文研院所选拔的学科多元、地域多元乃至年龄多元的驻访学人群体，以及营造的讨论氛围，都弥足珍贵，“在困境之中，这样天南地北的谈，有时候常常是在闲聊的时候，特别能够激发大家一些思考“，“尤其对于年轻的这些学者，会让他在学术生涯里非常open minded去看待别的主题，别的学科，我觉得这是文研院带给他们非常大的资产。”
▴王明珂老师与邀访学者在二院花园中交流学问
▴渠敬东（右）、刘清华（左）老师为王明珂先生（中）送行
6月6日，随着防疫形势缓和，隔绝在校外的工作人员及邀访学者经审批后，方重新获准入校。此时距离大家上一次入校相聚，已经过去了24天。而在24天中，文研院的学术活动从未间断，邀访学者的五场正式报告，两场交流——都在线上屏幕与静园二院那间熟悉会议室的切换中照常进行，每次开会前，分处在校外和校内的学者，先是一片暖心的寒暄与问候。活跃的微信群里，也总是充满欢乐，不同的学科给出了各自的逃逸危机的方式，王明珂说，“疫情若再严重下去，我带大家到松潘埃期沟山上避难。山上柴火、猪膘、野鸡、白酒啥子都不缺”，梁云则试图以空间换时间，提议拉出一支队伍，跟他到西北的考古工地上去，带着大家认识考古学的田野工作。对这些方案的可行性，我们总是哈哈一笑，但苦闷的时候有这些朋友陪着共度，也觉得有了念想。事后想来，分不清是校内学人们的欢笑温暖了校外的朋友，还是校外朋友对重聚的渴盼，支撑着墙内的诸君。在“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日子里，努力追求和把握一种恒常，恢复一种有序的节奏，看他人展示学问的手艺，乃至定期地和老朋友打招呼，都在帮助大家整理心绪，由乱入定。
▴学者们在二院种树
▴刘清华老师为学者理发
这段时间里，还有许多改变众人生活习惯的事情发生：首先是堂食取消后，大家都把饭菜打回二院的中厅，围成一桌聊天。桌上堆满了从八方汇聚而来的各式点心、零食，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佐餐——茶和酒，往往将谈兴烘托得越来越浓，持续至深夜；大概是惊讶于空荡的校园里，文研院仍保有难得的笃定，活泼的人气，中古史中心的荣新江、朱玉麒、陆扬诸君——他们都是自愿封锁住在校内的——后来又加上了“守土有责”的王奇生老师，这史学四君子如同发现了友军，迅速集结靠拢。先是中古史中心邀请文研诸友夜赴朗润园座谈，随后大家便不分主客，放下客套，频频出现在静园二院各种场景的聚餐里。封校结束后，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接到邀请，回二院作学术报告，这时候才惊呼“原来文研院的酒不是白喝的”，可是都欣然地来了。荣新江老师借此机会，刻画了他四十年的研究地图，带领我们“游走于长安与撒马尔干之间”，其内容的磅礴精深，给后学以极大地震撼；甚至有许多平时不上台面的生活问题，也成了温馨的美谈。封控在校久了，封不住头发生产的速度。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刘清华是这一届的“班长”，他在留学法国期间练就的理发本领派上用场。从渠老师到二院保安小刘，都得到过Tony Liu的眷顾。
▴疫情封控期间，留守校内的邀访学者时与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的老师们互访雅聚，畅谈学问
这是一段甘苦与共的行旅，结晶出人与人坦诚相交的率真，淬炼出心心相印的友谊。如果说往期的“班长”主要负责活跃大家在学术以外的驻访生活，今年的特殊情势，让直率、热诚的清华费了不少心力去沟通和凝聚身边的朋友，安抚分隔在校内外的学人彼此的焦虑，但同时，在对人对事的理解上，清华也有沉甸甸的收获。困守期间师友们的陪伴，让他格外感慨，“共患难”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封校期间，渠老师住进学校的时间很长。有时候早上来院里，我们从院门口碰见，就自然的聊起来，有时是晚上。一般是大家各自做完自己的事情后，就坐在中厅聊天，有几次，他陪着我们从晚上八九点到深夜，聊着聊着就聊到学术根本的问题，聊到我们的学术瓶颈，日常困惑，大家豁然开朗。又比如王明珂老师，他隔离了一个月，一直坚持很稳定的心态，在日常的报告中，都是抱着学习的心态跟我们一起讨论，给青年学者很好的表率。尤其是后来，他主动找我们去他的办公室，或在中厅，或在傍晚的花园，从历史到当下，从个人到群体，我们自然地就把一些问题聊开了。邓老师抓住各种入校的机会来看望我们，那些看似轻松日常的探访，对留守的朋友们都是极大的鼓励。文研院除了常规安排的学术报告与交流，给我印象最深的实际上更多是不经意的安排，这种不经意也是一种缘分，需要这些学者很珍惜能够聚到一起的情感。特别是今年，我们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能够有一种精神可以让大家坚持凝聚，毫不夸张的说，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探索。”
▴刘清华老师与渠敬东老师深夜畅聊
常有往期驻访过的学人问起我，封校中的文研院是什么样的。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版本，但从大家心里流淌出的，却总是一派明丽的、充满生机的境界。在复旦大学包慧怡老师的描述里，这是一座伊壁鸠鲁的花园：
“大概在五月初，我记得刚刚搬进校内勺园住的时候，大家还有一点惊魂未定的感觉，恰在这时，文研院后院里的植被从四月的紫藤变成了五月的各种各样的，开满红色的、黄色的蔷薇，变成了一个花园。我记得有天下午，起初是我独自一人坐在院子里看书，后来不断有其他老师加入进来。大家各占一个角落看书，累了就在刚开的蔷薇下走动说笑。纵然外面的世界此时已经风雨飘摇了，但那一个下午在我记忆里，是一种失常当中的守常。仅仅是身在其中，共度了这一个下午，这一段光阴对我来说就是神奇的时刻。”
▴包慧怡老师在二院花园中读书
作为中古英语文学的研究者，慧怡的感悟是诗人式的。记忆往往是这样，有时人物模糊了，浓烈的感情还在，氤氲成一种场景，闪动着光韵。不约而同地，在重获入校资格时，研究中国哲学的小谷脱口而出的是“乃瞻衡宇，载欣载奔”。治人类学的老赵称这里为“山水家园”，研究道教的老姜说这里像“洞天福地”；六年来第一位教育学领域的驻访学者陆一，则有意味地称“文研院才是真正的大学”……许多年以后，或许不会有人记得这几个月里某一场具体的演讲，某一次彻夜的长谈。但这种获得精神家园的归属感，将会长留不灭。
直面不确定的勇气
艰困之中，这一期的学人们继续投身问学与讨论，现实的冲击也不断激起大家对历史中类似经验的想象。在前人所遭遇的危机时刻，学人个体的生命状态是充盈，还是萎顿？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相互之间的经验怎样向彼此敞开？经历过这个春夏以后，大家谈得最多的，多半不是专门知识上的收获，而是对人生与学问获得了新的理解。五月里情势紧张之时，华中科技大学的陈文龙曾在去与留之间有过犹豫。最后之所以选择留下来，是因为：“院里有几位是坚决留下来的。我觉得反正待在一起，大家有什么事情共同解决。我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可能还真的需要一些勇气，而在做出留下这个决定以后，确实收获非常大。因为说实在话，以前文研院交流活动也很多，但当大家都关在学校以后，这种交流的密度以及大家毫无障碍的聊天，是前所未有的一种体验。”
▴邀访学者在小院中闲聊
而在谈到对学问的理解时，他再次说到勇气：“每一代人要把学问做好，面临的困境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前一辈的老师可能受政治运动的影响，耽误了很多时间，我们这一代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幸运的，但因为生活太平静了，一切按部就班，就像温室里面的花朵，在一定时期会长得很好，却是缺乏生命力的。如果说疫情带给我的启发，就是做事情真的应该要有勇气。比如说你已经很熟悉的一个领域，其实你要积极的跨出到其他的领域里面来，包括其他学科。其实，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经历的事情太少，总觉得要跨入另外一个领域太难，有时候那种难可能是想象的。如果真的跨出去的话，勇气很大的话，那么你的收获其实也会是非常大的。我觉得这样一种经历可能是看任何书本知识，或者是任何一个师长给你说一两句话，或者是一个聊天，都没法给你这样一个很深切的体验。”
▴邀访学者在小院中运动
这样的体悟，不会得自书本。恰是在文研院这样的场域，有来自同辈的砥砺，也有前辈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专业化体制下容易滋生的苦苦缠斗的心境，会顿然证道，大放光明。在王明珂老师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勇猛无畏的精神。从族群历史、认同记忆到关注全球化下传统农村、农民的现实处境，他自认为是史语所的边缘，却在认定的方向上不受一时潮流与风气的羁绊，走得最为坚定。“我为什么研究……”是文研院给邀访学者的命题作文，希望他们谈一些从学路上的体悟。在这场分享中，已经七十岁的王明珂仍然是一身锐气，坦坦荡荡。讲到1992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这样抉择：
我读书其实蛮坎坷的。我一直是在追求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追求一些时髦的理论。记得博士论文结束后，我有一些新的问题：为什么川西有二十几万人，自称——也被他称——为“羌”。如果我的理论是对的话，怎么解释羌族仍然存在？所以我在1994年时，第一次到了羌族地区，过了才一个礼拜，我已经清楚答案。因为当地有一些老人跟我说，“我们以前从来没听过‘羌’，这是别人替我们安的名字，我们称自己‘尔玛’’”。1990年代正是后现代、解构思想非常流行的时候，我的田野工作完全可以结束了——只要单纯从文献上去看，我就可以写一个很好的、解构性的、看中国怎么去建构羌族的文章。但是那样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没有太大的意义。那时候我想问的是：在成为羌族之前，他们的族群认同是什么？族群认同背后的历史记忆是什么？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差不多做了十年的田野。
我的博士论文从来没有出版过，也不像很多人参加很多的国际会议，我几乎很少这样的经历。多年后在美国参加一次会议，有一位资深的教授很惊讶，觉得我对族群问题的研究蛮深入，为什么我在学界不太为人所知。我听了其实心里很感动，也很感慨。但是我还是走我自己特别的路。直到2003年，我出版了《羌在汉藏之间》……
▴1994-2003年王明珂老师田野实录
回味这一段历程，很难不被王老师所轻描淡写的十年“弯路”所打动。弃终南捷径的诱惑于不顾，执意扎进海拔两三千米以上的深山里，翻梁子，宿寨子，和老乡亲如兄弟，建构自己的理论，走自己的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造就出更多在适应规则的道路上高歌猛进的人才，他们在研究的技术上花样翻新，追风逐浪，可是在探求与反思的勇气上，在铆定志向，“一条道走到黑”的执著上，是否缺少了老将们的刚毅和韧性？
说起勇气的故事，我眼前晃动着很多身影。同期另一位海外的访问者、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山部能宜在疫情的高峰期来华，辗转由太原完成隔离，再到北京，颇为曲折。他5月13日入校时，正值校园封闭管理，生活中的不便，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他对简单的生活甘之如饴，从未听过他抱怨。在山部身上，我们看到那样一种对学术的坚持和热爱，那种“天塌下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劲头。每天只见他悠然地进出二院、做核酸、坚持用中文参加讨论，闲暇时在微信群里发来他游历燕园各处的照片，从钟亭、燕南园、蔚秀园，到静园出没的猫。正是这样一位以佛教文献学的精湛功夫闻名的学者，在一次讲座后，我们经由朱玉麒老师的补充介绍，才知道他早已在科技考古方面耕耘多年，利用红外线摄像及照片分离技术，从事新疆佛教石窟壁画的研究，堪称传奇。
▴在去核酸的路上山部能宜教授，渠敬东摄
▴出没在静园的猫，山部能宜摄
还有我们同期被尊称为“老焦”的焦南峰老师，曾经执掌文物第一大省的考古所多年，也是发掘秦陵汉陵经验最丰富，成绩最卓著的人。他谦称自己是个“考古匠”，没什么理论，但谈起考古文保界的风云，各色人物四十年的沉浮，都透出一种社会学者的洞察，正如他通过帝陵的地下空间所揭示的西汉皇权结构一样，引人深思。虽总说自己已是退休老头了，但是没有疫情的时候，他在家里坐不住，每周都往外面跑，哪里有最新的发掘，一定追过去看。一点不过分地说，考古学家就像是长在工地上的社会学家，在发掘现场，他们接待过领导人，也要和乡村最基层的老百姓每日打交道，恰是史学关怀的两端，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他的同行梁云在返回陕西后，一头扎到凤翔，要从当地墓葬中找出“汧渭之会”的证据。我们的微信群就这样“接通”了考古现场，一天，他半是卖关子、半是得意地向北京师友们汇报，“明天和村长谈判，有阻力，看结果”。读者请不要奇怪谈判的事，须知考古学不仅处理地下的世界，如果不晓得怎么和活人打交道，第一铲都挖不下去。正是从老焦和老梁身上，我们看到学问的鲜活，看到深藏在社会褶皱里的丰富与开阔。意识到书本的狭小，努力地理解并拥抱这个世界，不也是一种勇敢？
▴先行离京的梁云老师，在结束疫情隔离后，第一时间奔赴考古发掘现场
正是他们——原谅我无法列举到每一位——每天都在为文研院增添着新的关于勇敢的故事。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没有比勇敢更宝贵的品质，更能推着我们向前。在这一期访问项目骊歌响起，大家要各登前途的时候，我又想起王明珂讲的小故事。他说，要进到川西岷江上游的寨子里——老的寨子都在高山上，高处的寨子，从谷底爬上去要五六个小时——多的是羊肠小径。当地多骑四川的那种小矮马，行于山间，看上去简直是凌虚蹈空，这对骑马之人的胆魄，是巨大的考验。听王明珂闲聊时，我们都当作一段龙门阵，付诸“呵呵”。但是在他所做的第二场公开演讲中，我注意到PPT翻到最后一页，字幕是“谢谢各位 敬请指教”，配图不是别的，正是王明珂骑行在坡度很大的高山草甸，他回过头，朝着画面外的我们，潇洒地挥手。他的前方，是斜切的山梁，高山涌动的云雾。也许王老师是在告诉我们，学术生活也是这样一场冒险，走在令人目眩的悬崖边上。可是，那又怎样？他终究驱马向前去了。
▴骑行在高山草甸的王明珂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