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院面向每一期的邀访学者，设置有报告会和交流会的环节，增进学科之间的理解。相较于学者分享新近研究的报告会，交流会希望转换一种看待学问的视角。学者们按照文研院给出的命题“我为什么要研究……”，以小见大，言近旨远，展现各自研究的技艺和魅力。
3月7日下午，文研院举行2024春季邀访学者第一次内部交流会。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赵晶、美国范德堡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张萌分别分享了在法制史和经济史领域的思考路径和研究心得。同期邀访学者Anthony Carty、王瑷玲、刘皓明、周明初、郜积意、俞学明、于建军、魏继印、丁辉、蒋文、李猛、皮迷迷，文研院院长杨立华，副院长段德敏，院长助理韩笑等参加了交流会。
交流会的第一部分，长期研究唐宋时期法制史的赵晶老师以“我为什么研究中国法制史”为题，对跨学科的研究思路提出思考：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门类中关于“史”的研究，与历史学门类下的专门史，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上究竟有何不同？专门史为何要社会科学化？对此，赵晶老师从自身经历与体会出发，分享法学训练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
首先，对于法制史学者与历史学者的差异，赵晶老师引用著名东洋法制史学者滋贺秀三先生的自述作为说明：“法制史学者、历史学者在处理同一个研究对象时，根本上的差别在于视角不同、关心的焦点有异，……法制史学者所探究的法在中国的存在形态为何，恐怕是文学部的历史学者所缺乏的问题意识。”什么是法制史学者所持有的“问题意识”呢？从唐宋法律条文来说，赵晶老师以《唐律疏议》“阑入太庙门及山陵兆域门”条、“放部曲为良还压为贱”条等解读为例，指出法学出身的研究者阅读此类法条史料时，首先会先做规范分解，拆分犯罪主体、构成要件以及相应罚则，由此探讨法律规定的用意、刑等设计的原理，进而推究当时的法律意识、法律文化以及社会阶层的历史演变等。
除了法律条文，赵老师还通过《文明判集》残卷与《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案例，指出法制史学者解读这些案例时所关注的问题：对于未载处断结果的案例，根据史料对案件事实的描述，试图寻检能适用的法条，并考虑犯罪竞合等问题；若所记载的处断结果与传世法典不符，则试图根据其他制敕所定的罚则，折算刑等，解明量刑的过程。无论是法条层面还是案例层面，赵晶老师分享的解读史料与思考问题的方式，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探究法在中国的存在形态为何”这一“问题意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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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环节，杨立华老师提出了《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何会详载一些现代人看来影响不大的法律案件的问题；又提到“唐宋变革论”这一影响唐宋史研究甚巨的研究框架，关心法制史学者如何看待唐宋之变及其定位。对于第一个问题，赵晶老师认为许多法律案件与政治斗争相关，也可能因为直接断自皇帝，如宋太宗相对喜爱听讼，即使是平民案件，也容易被记载于起居注、国史之中，由此进入史书系统。对于第二个问题，赵晶老师认为除了法源史之外，诸如良贱之别、女性地位等方面，宋代相对于唐代都有大的转变；从刑罚来说，杖刑从唐中前期开始出现变形，直至成为替换刑，在宋初体现为折杖法，改变了原来的五刑体系；再从诉讼文化来说，诸如学界讨论热烈的“健讼”现象，在宋代史籍中大量出现。这些差别都可回应唐宋之变，但关键是什么样的变化能被称为“变革”，以及变革期在唐宋之际还是两宋之际。
张萌老师针对法制史与历史学在研究议题上的交叉，好奇赵晶老师如何看待以法制史作为研究社会史或性别史的切入点。
就方法上来说，赵晶老师认为社会科学与历史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互补关系，如社会学强调结构，历史学关注时间，由此就产生了“结构过程”；但法学作为一种解决现实问题的学科，其最大的功能之一是通过法律解释，廓清语义模糊、填补法律漏洞或应对层出不穷的社会现实，在方法论上似乎难以反哺历史学。
此外，赵老师也介绍了法制学者如何讨论社会史、性别史的议题，如有学者分别从宋代女性继承财产份额的变化以及妾的立嗣权的角度，讨论宋代女性地位的提高；也有学者着眼于“主奴关系”到“主仆关系”的变化，讨论宋代的社会阶层及人身依附性等等。赵晶老师还进一步提示元代法律在唐宋、明清之间的转折性意义，如学者聚焦的人身损害赔偿等。之后，在场老师又围绕明清时期讼师的专业知识、家学传承等方面展开热烈交流。
交流会的第二部分，张萌老师以“我为什么研究债务”为题，分享了她在清代经济史领域的研究心得。目前，张萌老师正着手研究18世纪清帝国如何处理跨民族、跨国界的债务纠纷的问题，尝试通过经济学中债务的角度，并结合族群与民族的角度去理解清帝国的主权建构、政治经济与差异政治。张萌老师的相关研究成果“Empire of Impartiality: Managing Indebtedness to Foreigners in Eighteen-Century China”已在期刊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上发表。
张萌老师首先提到自己研究债务问题的缘起：之前她曾进行过有关燕窝的社会史研究，希望从物质文化的角度研究知识的生产与流动。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她注意到中国商人和南洋小政体之间所产生的冲突，以及冲突如何通过厦门海关到达中央视野。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是：一位名为王三阳的中国商人移民，从苏禄（在这一时期是南洋一个独立的政权）取得了当地燕窝、珍珠的商品代理权，但他将货物带回中国售卖后卷款潜逃，并引发了相应的跨国债务纠纷。随后，清政府对王三阳进行了处罚，并动用官项对苏禄进行赔偿，最终平息了债务纠纷。与此相关，张萌老师还谈到1779-1780年广州行商在中西交易中发生的债务危机，当时曾一度引发英属军舰出动进行军事威胁。在这一事件中，清政府同样选择以处罚行商，动用官项赔偿的方式解决危机。在此之后，广州行商建立了互相担保的系统制度，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外债危机的潜在风险。
基于此，张萌老师提出她所关注的两个基本问题：清政府为什么愿意为商人的私人债务负责？私人信贷（特别是跨越族群的信贷）在清帝国的建构中扮演什么角色？她指出，这类问题在以往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较少受到关注，信贷研究，特别是跨越族群的信贷研究较为少见，国家建构视野下的信贷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相比之下，出于对大英帝国扩张问题的关注，学界关于欧洲的跨族群信贷的研究则更为丰富。其中，张萌老师谈到了Jessica Hanser在“From Cross-Cultural Debt to Colonial Debt: British Expansion in Madras and Canton, 1750–1800”（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124, Issue 1, February 2019）一文中关于债务与英国殖民扩张间关系的基本立论与作用框架。其中，帝国桥头堡（imperial bridgehead）、私人信贷（private credit）与大英帝国扩张（British expansion）之间存在互相促进的关系。具体来看，帝国桥头堡通过私人信贷进行高风险投资，当投资泡沫破灭，帝国桥头堡要求英国政府动用力量收回私人信贷，进而把政府力量带进了帝国边缘，帝国的领土得以向外扩张。在英国重商主义的语境下，债务被视为国家目标（national object）的一部分，大英帝国和个体商人之间的政治经济纽带非常紧密。清代英国使节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在出使日记的附录中，对前述广州行商债务危机时英商说动议会出动军舰一事感到气愤，张萌老师引用这一史料，从侧面说明了当时英国的官商关系。
然而，清帝国对待商人的态度与英帝国存在很大的分野。以彼时的统治者乾隆为代表，清政府对待债务纠纷的态度更多体现为“怀柔远人，大公至正”。从整体的层面看，清政府对待国内外债务纠纷的态度并无不同，更倾向于“统御中外，一视同仁”。在前述中英贸易的冲突中，清政府更多基于居中仲裁的立场剖析是非，即“遇有交涉词讼之事，断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这便与英国的重商主义态度十分不同。因此，张萌老师希望在此基础上探讨私人信贷与国家建构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不同政体的意识形态基础、跨文化族群的差异政治等问题。
最后，张萌老师还分享了对于债务历史研究进路的看法。她谈到，一方面，债务的经济史研究主要关注信用的生产力（如Larry Neal的The Rise of Financial Capitalism：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in the Age of Reason，和文凯的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通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路径），认为信贷有利于促进生产力，更早发现信贷，且建立起一套制度维持保护自身信用的地区，更早获得了经济发展。其中，西方更早地产生了一套金融信贷的体制。另一方面，债务的人类学研究主要关注债务的枷锁（如David Graeber的Debt：The First 5,000 Years），特别是债务关系产生的权力不平衡。在此基础上，张萌老师则认为，信用与债务分属一体两面，她也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探索出一条更兼容的方法论路径。
随后，丁辉、Anthony Carty、赵晶、刘皓明、杨立华、段德敏等在场学者围绕清政府的中立性与“大公至正”、私人债务与国家债务问题的转化、英国商人对清朝司法系统的不满、不同类型帝国间的比较、清政府对治外法权的理解、怀柔远人逻辑的文明渊源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张萌老师指出，英国商人对清朝司法系统的不满，并不主要基于西方视野下对治外法权的理性要求，而更多地出于种族歧视的情绪，拒绝接受来自清朝法律的审视。与此同时，中英《南京条约》附属条约关于治外法权的签署过程、治外法权体系与清政府还债理念间的关联、相关语本面向的读者群体等问题，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此外，刘皓明老师还分享了广州行商外债危机与英国军舰进港的历史诗文材料，从比较诗学的角度为清政府官方内部如何消化外债危机的决策过程提供了参考资料。至此，本场交流会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
撰稿：张仲元 卢燕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