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伦敦大学学院（UCL）及巴黎科学艺术人文大学（Paris Sciences & Lettres，PSL）的邀请，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称“文研院”）组织校内相关专家学者，于2018年9月26日至10月4日对上述单位进行访问，联合召开学术会议。北京大学的六位学者，包括历史学系朱凤瀚教授、外国语学院段晴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刘海方副教授、外国语学院叶少勇副教授、历史学系昝涛副教授、中文系程苏东副教授参加会议并作学术报告。以下为刘海方老师的出访感想。】

人文社科对话与合作的可能性

感谢文研院的邀请，让我有机会与来自历史学系、中文系和外国语学院的6位老师共赴伦敦和巴黎，与伦敦大学学院和法国巴黎科学人文大学的同事切磋交流，一周时间受益匪浅。两段会议，各有侧重，对我来说，管中窥豹，能够藉此对于两家机构（甚至其背后各自所属的两个国家）对知识生产和学术研究侧重点有所了解。在此特陈一二浅见，并简述由此引发对北大学术发展的一点思考。

创建于1826年伦敦大学学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以反对教会和帝国的势力、标榜世俗化精神为己任，中间几易其名；21世纪以来宣扬自己作为“伦敦的全球大学”的地位和交叉学科的实力。与北大合作的人文和社科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正是这样的一个代表。成立于2015年的IAS宣称要打破传统的常规学科的制度界限，在创造性生长的环境中质疑并革除旧习陈规。我特别关注其自我介绍中强调，“让政治和审美对话，携手涵养前沿研究，辨识并解决今日人类共同面对的急迫伦理与智识挑战，直面时空双重坐标下日趋压缩并互相紧密联系的世界公民之责任”。[1]

IAS培育并发展了一系列的专题和研究重点，其中之一就是为从事“区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个“共同的家”，但同时开启“重构区域研究”或“无边界区域研究”的重大历史时刻。根据介绍，目前IAS已经在建的这种形式的研究中心有如下几个：“Health Humanities Centre” 、[2] Centre for Collective Violence and Genocide Studies和 Centre for Multidisciplinary and Intercultural Inquiry （已经开展研究的问题包括了性别以及同性恋权益等等题目）。

刘海方老师在报告中

作为一个热爱人文精神、热爱诗歌、哲学、艺术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我常常感慨“政治”与“美学”、甚至人文精神的不能两全。但伦敦大学学院IAS 与北大合作召开的这次会议却充分践行了“政治与美学”的对话。研究院院长Tamar 教授本人作为研究艺术史起家的学者，对当代问题充满着浓厚的兴趣，其对于Area Studies的理解，也走在全球同行的前列。对于此次会议的任务，Tamar教授开门见山，讲解说：不同地区的认知分裂了我们共同的“知识”；为了达成理解，知识生产的此疆彼界（学科的、地区的）如何拆除？也许应该先去理解，在不同的地区，各自的区域研究是如何建设起来的？关注“流动和流动性（flow and mobility）”能否成为共同的焦点，凝聚新的共识---形成我们理解每一个区域的动力的基础？虚构性的、想象性的世界（小说、电影、音乐、视觉艺术）在以往我们关于区域的定义和认知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新的空间区分手段是否能够建构/或者争夺contest传统的area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重构区域研究？这种新的空间区分可能是语言、迁移、宗教、技术、基础设施和网络。

伦敦大学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Tamar Garb

为了更加具象、更加多元地启发与会者对于会议主题“流变当中的区域研究（AreaStudies in flux）”的理解，会议开幕阶段安排了一组青年艺术、诗歌、视觉艺术研究者们，呈现了他们对于 “消除地域---走向思辨式的区域研究（Anti Atlas：Towards a critical area studies）”的理解。比如环境视觉艺术家关于英国威尔士查尔斯王子因为对于农场和庄园生活的顾恋、而成为罗马尼亚国家乡村景观的守护者的案例---这个关联跨越了社会主义时期和转型以来的罗马尼亚的历史，成为关于最具特殊性的国际主义案例（非社会主义成就的国际主义）。再如，“Chaos” 这样一个词汇，曾经是发达国家指责发展中国家各种落后的常用词；现在大家不约而同会想起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社会的撕裂的乱象。在现实和超现实的世界，关于区域的概念实际上是变化不定的----艺术家、诗人常常挑战我们的认知，更早敏感到这些变化的发生并更早于学者呈现这些变化。

“流变当中的区域研究”学术会议开幕环节

我个人非常欣赏这样一次别开生面的学术研讨，首先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开始方式，它为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对话开启了大门，而不是各自沉浸在自己的领域里言说。近年来，类似的关于“area”的反思和重新认知，确实更早从这些人文学者开始，很多研究文化和艺术的学者开始重新讨论社会科学者经常想当然、不加反思的一些地理概念：比如 Global South, Global east。 如这个开幕式的ANTI-ATLAS 的板块中其他展示提到的，在欧洲内，东欧国家如何看待冷战结束以来的地域概念？经历了社会主义向转型时期的过渡，他们有共性，又因为各自在欧洲内的区域位置而呈现多样性；德国，因为统一，而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元的认知，与东欧其他国家认知的变迁更有不同;对于在冷战时期曾经有过solidarity 意识形态基础上交往的亚洲和非洲，他们各自的认知和概念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已经是常识共识的“第三世界”这个术语，似乎有一个所有人默认的地理边界；但是从信息社会到来的时刻开始，在Samir Amin 教授2000年前后慨叹非洲将滑入第四、第五世界的忧虑声中，第三世界的概念已经在分崩离析；然后是“发展主义”成为共识以来的”发达国家“、”发展国家“概念的流行---其疆界似乎也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二分的概念，不是地理界线划分的，而毋宁是GDP 指标规定出来的！最新的发展呢？最热门的学术术语是 ”emerging markets”! ---其marker 虽然还主要是GDP index ---但是UNDP的人类发展指数发明以来，这个单一指标已经不足，阿马蒂亚森定义的“缺少发展机会”的贫困逐渐成为更重要的指标，而其对于纯粹GDP 指标作为衡量标准的匡正是革命性的。这些认知不断修正完善的过程，貌似是单纯是社会科学领域里面展现的演进过程；但试想如果不是来自于印度背景的阿马蒂亚·森，一个极具人文和社会特点的语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其理论贡献是否可能？

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对话的必要性就在于此；而且也同时说明，每一位学者背后的文化社会语境的重要性。这次会议邀请参与的几位学者，因为其背后的国别属性而让我有直接接触该国优秀学人、优秀思想的获益良多之感，驱除了很多经中间阐释的距离和误解。比如法国巴政学院的研究主任 Karoline Postel- Vinay教授对于area study的兴起和在不同国家演进的诠释，特别是法国学术界的变迁情况，是我迄今学习到的对于法国学术17世纪以来学术传统最清楚的解释。来自哈佛大学的Sugata Bose教授对于印度概念中的亚洲和世界的诠释，也是精彩，特别是他用泰戈尔、梁启超以及当时日本知识分子的世界游历、世界认知，来指出“亚洲”不是一个/至少不完全是欧洲扩张和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而是有来自亚洲各国共时的、内生性的思想资源的。有意思的是他关于泰戈尔被中国被“误读”的经历，也是我们值得反思的，从林徽因、徐志摩等这第一代介绍并通过泰戈尔认知印度的中国人的认知的影响。

Sugata Bose教授做报告

另外一位不得不说的与会学者是Bogazici University的 SelcukEsenbel 教授。作为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完整学术训练的土耳其学者，她对于70年代（也就是冷战时期）至今area studies 在美国本土的发展情况与整个世界大背景之间的相关性解读非常深刻。另外一个贡献就是，她对于土耳其作为主要亚欧连接点上的国家的学术传统、比如对于亚洲、对于中国的了解和研究的梳理，做出了与她主要研究的国家日本的学术传统的梳理一样重要的贡献。三位学者的贡献都显现出作为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他们各自的人文背景使得他们的贡献一方面具有知识的普适性---他们使用的common language 让各国学者在共同学术语言下得以沟通理解；同时因为作为那个民族文化的一份子，能够更加直接无障碍地诠释这个国家的特殊性。这在我看来是使得这场会议别开生面的第二个重要保障。

由此，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日后的学术组织形式与内容提出如下不成熟的建议：

1、促成人文学者和社科研究者的对话与合作：通过与类似于IAS 这样机构的更多合作会议、联合研究和学者互访，为北大的学者提供这样的成长机会 （这次我们的分裂已经表现出来，古典研究学者在法国的会议上可以交流对话，但在伦敦的会议上互相不能理解。）

2. 增强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我以为跨越人文学者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藩篱的桥梁之一，可能是问题导向的研究，比如学习IAS的建制，用研究中心的形式，用专题（例如健康）这样一个问题中心凝聚多学科的参与。笔者在奥斯陆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的讲学经历中，也研究了其建制最近几年从传统的研究古典文本的汉学项目转化为问题导向的全方位的“中国研究”的经历。

3. 法兰西的这个合作方，坚持进行从17世纪以来的对于其他“文明”的古典方式的研究，但是从很多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电子化、大数据等等手段已经在使用---作为外行，我还是忍不住感觉这方面中国的古典研究应该要学习（可能是外行的乱弹琴）。另一方面，正如Karoline Postel- Vinay教授给我们在伦敦会议上解释的，法国的这个保存、重视所有文明的学术传统，要从其演变过程中间去理解：东方学研究的产生，在17世纪刚好伴随着欧洲自己的社会科学建制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对于欧洲自己的研究是在现代社会科学制度之下、以学科分工的方式来进行的“科学”研究；而在他们视野里面低端的、甚至野蛮人的社会则同时被纳入到了“东方研究”的视野里面。欧洲人自己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的学科化的历程与对于第三世界的“他者化”、“东方化”的历程的同时发生，意味着对于这些地区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不平等的视角。这些在今天仍然需要被检讨，也是我们进一步与法国学术界合作时候应该要思考的和反思的。

[1] 原文：The IAS is committed to critical thinking and engaged enquiry both within and across conventional disciplinary and institutional boundaries, and aims to provide a creative and generative context in which to question and dislodge habitual practices and modes of thought…… to bring the aesthetic and the political into dialogue with one another, to foster collaborative cutting-edge research, to identify and address the urgent ethical and intellectual challenges that face us today, and to confront our responsibilities as citizens of an increasingly contracting and inter-connected world, exploring our place (historically as well as spatially) within it.

[2] 这是个将历史、文学、科技、物质、人类学、哲学、法律视角的研究者汇聚一堂的新中心，已经研究的问题包括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的“人”持有何种“健康”的观念、以及这种健康观念指导着何种生活方式、乃至于人们社会生产生活等等；曾经在剑桥大学任著名的史末兹学者的非洲研究研究大家Megan Vaughan教授（也是目前IAS的副主任）告诉我她就在参加这个中心的研究，她自己长期的对于非洲南部地区疾病史的研究在这种新的问题导向下变得更丰富、更有大历史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