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三月以来，中国国内的新冠病毒疫情逐步得到控制，这场全球流行病的风暴中心开始移向国外。在“环球同此凉热”中，限制入境、航班停飞、城市社区的隔离，关闭了我们熟悉的互联互通的渠道。对外来者，以及“内部的陌生人“的警惕、歧视，正在撕裂着人类共同体。在全球化终结的担忧中，我们也发现，恰恰因为不同大陆的人们都在与病毒苦苦缠斗，我们从未曾像今天这样，在物理空间上隔绝，又在心理上接近和共鸣他人的生存处境。在此特殊时期，文研院依托学者网络，邀请身处海外的学界友人，呈现他们在地的观察与思考，提供审视疫情下的社会与人情的多重视角。远隔重洋，希望他们的书写，能够带领大家走向无穷的远方与无穷的人们。

本期“海外来信”栏目，推送北京大学法学院章永乐副教授发自法国的文章《从“会饮”到“独酌”——法国南特高等研究院访学记》。2020年1月，章老师来到法国南特高等研究院（Institut d’études avancées de Nantes）担任访问学人。和世界上许多高等研究院略有不同，南特高等研究院吸引了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为推进知识上的南北对话提供了平台。尽管疫病肆虐，高研院停止了面对面的集体聚会，但没有停止思考，而仍然以在线研讨形式开展讨论。这篇发自欧洲新冠病毒 “震中”地区的文章，为我们带来思想现场的震撼。感谢作者赐稿。

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文研院“未名学者讲座”主讲人，曾为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 zu Berlin）访问研究员。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

从“会饮”到“独酌”

法国南特高等研究院访学记

章永乐 ｜ 文

我经常在半夜时分下楼，到卢瓦尔河边透气。对面南特岛上的灯火倒映在湍急的水面上，就像过年时孩子们点燃的烟花棒喷出的火花。除了水流声，以及偶尔疾驰而过的汽车的声音，再也没有别的声响。

而在生活秩序还正常的时候，总有人倚着栏杆，一边抽烟一边聊天，当我走过的时候，总有人跟我打招呼“Bonjour”，不管是否认识我。这是处于外省的南特比大都会巴黎更让人暖心的一个现象。然而现在，这些问候都消失了。卢瓦尔河从城市中间穿过，将寂静分成两半。

我的访学时间刚刚过半。回忆和回味似乎都开始得太早了，然而在特殊时期，一切都这么自然地发生了。

我在2020年1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抵达法国南特高等研究院，受到已经在这里驻扎三个月的一群同事的欢迎。这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高等研究机构，座落在卢瓦尔河（La Loire）与埃德河（L'Erdre）的汇合处，正对着南特岛，研究院和研究员公寓在同一个联体大楼里，只是要从不同的门进出，根本不存在任何上下班交通问题。研究员的构成具有广泛的地域代表性，来自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占到一半左右的比例。在这里，可以和阿根廷学者讨论罗马教廷，和印度学者讨论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和斯里兰卡学者讨论“发展地理学”，和埃及学者讨论中东在上个十年的动荡，和喀麦隆学者讨论他们的去殖民化经历 …… 在这里，我与在美国布兰代斯大学任教的朋友王璞汇合，我们的话题就更为天马行空，从三大战役到荷尔德林，无所不有。

是我的博士导师之一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把我“诱”到这里。2012-13学年，他曾经在这里度过了愉快的一年，甚至和另一位访问研究员苏莱曼·穆拉德（Suleiman Mourad，黎巴嫩人）合作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Mosaic of Islam（London: Verso，2016）。在这本书里，安德森主要负责发问，苏莱曼·穆拉德进行回答，两人对伊斯兰的历史与当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在安德森的所有作品中，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在2月份的一次共餐会上，我见到了来法国开会的穆拉德，和他面对面畅聊了地中海世界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种种历史纠缠，这次对话带来了很多思想上的惊喜。要继续类似的讨论，在南特高研院并不困难，好几位来自印度的同事就是穆斯林，在印度莫迪政府修改《公民身份法》引发的宗教和族群冲突中，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这正体现了南特高等研究院的一个重要的特征——相比于我在2014-15学年访问的柏林高等研究院，它的北大西洋色彩更淡一些，更面向地中海世界，也更面向于全球南方。这当然跟法国的地理位置与历史传统有关：法国既是个大西洋国家，也是一个地中海国家，曾经在非洲、亚洲、美洲、大洋洲许多地方拥有殖民地，现在仍然有不少“海外领地”。地中海的位置使得它需要关注中东，关注非洲，关注伊斯兰，而殖民帝国的经历，使得它与一系列有法兰西殖民帝国遗产的亚非拉国家拥有语言与文化上的联系。但南特高研院并不是一个逝去的帝国追忆自己昔日辉煌的地方，大量第三世界学者的存在所带来的结果是，在这里，反帝反殖差不多是不言自明的共识。

抵达南特之后，我参加的第一个集体活动就是观看和讨论埃及导演优素福·沙欣（Youssef Chahine）在2007年11月发行的电影《混乱》（Le Chaos）。这是在穆巴拉克政权之下拍摄的一场影片，揭露了埃及警察和官僚对于民众的压迫，影片的最后，社区的民众动员起来占领了警察局，而滥用权力的警察Hatim举枪自杀。这部影片几乎是2011年末中东爆发的茉莉花革命的预言。在埃及，2012年穆斯林兄弟会一度上台执政，但很快被军方重新赶下台。比影片的内容更为令人窒息的，是这部影片所遭遇的命运：在穆巴拉克统治之下，这部影片被允许播放，它预言了一场反对穆巴拉克的革命，但这场革命的结果却是这部影片变成了禁片。研究员们看完了电影一起讨论，每一个话题都很复杂也很沉重：依附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压迫性的政治统治、宗教势力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关系 ……  这样的讨论不仅是关于埃及和中东，它也使得我对地中海世界的整体性有了一种切身的体验。

我们差不多每周都能见到研究院的创始人阿兰·苏彼欧（Alain Supiot），他是一名具有哲学家气质和思维深度的法学家，中等身材，络腮胡已经花白，待人非常谦和。他的经典著作Homo Juridicus: Essai sur la fonction anthropologique du Driot （目前中译名“法律人：试论法的人类学功能”）刚刚出中译本。在新冠病毒在中国和意大利爆发时，苏彼欧在共餐会上见到我和另一位意大利同事，就跟我们说：来来来，特别欢迎我们的中国和意大利朋友。于是我们就坐在他的旁边。这就是苏彼欧的风格，总是让人如沐春风。

苏彼欧目前担任研究院的战略委员会主席。当初，在法国社会党若斯潘（Lionel Jospin）内阁的教育部长邀请他为法国学术研究的未来出谋划策时，他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在巴黎创建一个与柏林高等研究院类似的研究院。然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巴黎高师等单位纷纷表示反对，因为它们觉得自己是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机构，有何必要再创建一个新的呢？几年之后，社会党的让-马克·艾罗（Jean-Marc Ayrault）执政的南特市政府接过了这个思路，委任苏彼欧创建这个研究院。于是，事就这样成了。安德森在其《伦敦书评》上发表的“Diary: Forget about Paris（日记：忘记巴黎）”一文中对此高度评价——毕竟，法国是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巴黎集中了全国方方面面的精华资源，在这种条件下，能够在外省建立一个这样的高等研究机构，是一项了不起的创举；他同时认为，在英国，金融资本造成了全国资源高度集中于伦敦，在首都之外建立类似的机构，甚至比在法国更难以想象。

与柏林高等研究院周二聚会不同，南特高等研究院是周一早上10点聚会，全体研究员听一位同事做学术报告，讨论到12点半左右，演讲一个钟头，休息5分钟，接下来讨论一个半钟头。报告会的程序与柏林高等研究院一样，也是由一位研究员担任主持人，介绍演讲人，并协调后续讨论。演讲和讨论用法语或英语进行，配有同声传译，相当一部分同事会选择用法语演讲或讨论。在柏林高研院，会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同事从事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研究，我在柏林的一年，听了很多场自然科学的学术报告，这当然能开阔视野，但如果自己的研究还没有上升到一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高度的话，寻找结合点未必是那么容易。但南特高研院是清一色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者，大家寻找交叉的研究兴趣会比较快。同时，由于大量同事来自发展中国家，讨论也会有一些新的特色——在北美和欧洲主流学界，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通常是在“区域研究”中被给予一席之地，但南特高研院试图打破这一窠臼，给来自全球南方的知识分子从自己的经验研究中提炼普遍理论提供一个孵化器和展示平台，推进知识上的南北对话。

在周一上午的思想 “会饮”之后，我们就会开始一周的第一次共餐。周二晚上通常有研讨会或观影活动。研讨会有时候会在埃德河另一边的Le Lieu Unique（直译：独特的地方）举办，这个“独特的地方”原来是Lefèvre Utile饼干公司的厂房，在“去工业化”之后，变成了艺术文化活动中心，属于南特的文化地标之一。南特“三大洲电影节”（Festival des 3 Continents）的部分活动在这里举行，中国导演侯孝贤、贾樟柯正是从这个电影节起步，进而在欧洲获得广泛声誉。研讨会或观影活动结束之后，举行第二次共餐，会饮经常持续到晚上10点半乃至11点。遇有研讨会的情况，我们就经常在共餐会上看到苏彼欧西装革履，热情地招呼临时来访的外地学者。

第三次共餐是在周四中午。周三和周五通常没有集体活动。如果临时有事去不了共餐会，就要通知行政人员，以免造成食物浪费。这样，研究院实际上是用共餐，不动声色地掌握了每位研究员的出勤状况。这没有任何让人不适之处。自从抵达研究院以来，我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共餐，因为这的确是身心的双重享受——大家一边享受纯正的法餐，一边漫无边际地聊天。一到周末，同事们都会纷纷出游，在法国乃至欧洲各地看城堡、教堂、博物馆，下周共餐的时候就可以分享漫游经历和各种怀古感想，这时候我们的法国同事就经常要扮演百晓生的角色，给大家解答各种历史疑惑。在各种自发和随机的对话中，我们对于世界的想象，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没有来自印度的穆斯林同事，我大概不会对莫迪政府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有多么深的感受；没有信奉天主教的阿根廷同事，我大概也很难深入体会来自阿根廷的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拉丁美洲的巨大影响力；没有我的非洲同事，我也无法知道西非正在进行着的经济上的区域一体化进程 …… 与此同时，我也能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在世界各个不同地方的影响，以及给当地知识分子留下的印象。对于许多第三世界同事来说，毛主义是他们当年共同的知识背景，但对当下的中国，他们的认识就有很多的分歧；西方媒体的许多双重标准的报道，很明显也会对他们造成影响。

“会饮”所饮的不仅是酒。有一天晚上，苏彼欧邀请一位法国钢琴家来院里，和同事们共进晚餐之后，钢琴家即兴弹了五六首曲子。音乐响起，同事们或站或坐或“葛优躺”，有人托着下巴，有人闭上双目，有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钢琴家的双手在琴键上跳跃，各各沉浸在优美的音乐之中。

但这不幸成了未能持续的美好时刻。到3月中旬，随着法国高校的全面关闭，研究院也面临着是否停止集体活动的选择。一些同事希望能够持续报告会和共餐，而一位同事在春假时刚去过意大利，对意大利接下来疫情大爆发深感恐惧，强烈要求暂停集体活动。我和另一位中国同事刚刚从2月份国内各种抗疫信息的轰炸中缓过神来，我们向行政班子提交意见，认为基于中国的经验，暂停集体活动是比较稳妥的。3月16日，高研院通知停止一切集体活动。而且停止得比我预想的更为彻底——我原以为，在集体活动停止之后，我们至少还可以期待保留图书服务，但是由于高研院的图书服务依赖于高校的馆际互借系统，一旦高校图书馆关闭，我们也不可能借到书了。

研究院停止聚会之后，一些研究员买了机票回自己的国家了，留守南特的人，就过上了国内人民2月份过的隔离生活。只是，我还可以从研究员们住的雷西家（Residhome）酒店公寓走下来，走两分钟的路，到我的办公室用大电脑写作。生活就这样成了两点一线，除了去家乐福买菜会碰到人，其他时候完全是离群索居。办公室的窗外，卢瓦尔河湍急奔涌，时而有狂风大作，树上的花苞悄然变成了花朵，在风中摇曳。打开我的办公室的门，可以看到楼后面的Marcel Saupin体育场草越长越高，每天都有几十只鸟在草丛中觅食，很难想象在一个月之前，这里还是球队激烈对战的地方。

早在二月份武汉封城的时候，我就询问过法国同事，二战之后的法国有没有类似的封城经历，答案是否定的。3月份马克龙总统下的禁足令，在他们的一生中是前所未见的。正在发生的一切，对于所有的法国人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以中国的经验为参照，我和我的中国同事忍不住对法国的抗疫措施表示一定程度的悲观  —— 经历了二月份惊心动魄的抗疫斗争，我们知道，封城和隔离只是起步的措施，关键是应测尽测，应收尽收，将感染者与未感染者分开，把轻症与重症分开；轻症集中隔离治疗，防止转化为重症或感染他人；重症重点监护。然而法国在测试的第一关，就展现出了巨大的局限性。在过去的十年，出于对国际供应链的过度信任，法国已经从世界上具有最多口罩储备的国家之一，变成了储备量贫乏的国家，疫情一来，医护人员的口罩都严重缺乏，至于防护服、呼吸机等战略储备，更是不容乐观。这一基础条件限制了测试能力。但法国防疫更多的是认识上的不到位，导致许多措施无法与防疫的需要相匹配。在法国，我们如果怀疑自己被感染，除非症状已经相当严重，基本上得不到检测的机会的；但危险也就在于此：如果症状很严重了，治愈的希望也就会日益减少。至于将感染者与未感染者分开、把轻症与重症分开，进行不同的干预与治疗，看起来是遥遥无期的任务。

法国在统计上也有自身的局限，3月份通报的数据只涉及医院系统的确诊、病亡人数，4月份才开始加入养老院等社会医疗机构的确诊、病亡人数，于是数字骤然提升， 4月7日单日死亡人数达到1417人。目前，法国疫情严重程度，在欧洲仅次于西班牙与意大利。在3月初，南特街头没有任何人戴口罩，禁足之后，我一周出去买菜一次，可以看到南特街头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日益增长的确诊和死亡数字，确实让南特人害怕了。我期待这里能像意大利那样出现“阳台音乐会”，大家一起唱欧盟的盟歌《欢乐颂》和法国国歌《马赛曲》，这并没有变成现实。但每天晚上8点钟，各个住宅楼都会响起掌声，这是他们感谢一线工作人员特别是医护人员的奉献的活动。

高研院停止了面对面的集体聚会，但没有停止思考。研究员们用Zoom组织了两次线上研讨会。而苏彼欧也给大家发信，通知高研院网站设置了专栏，专门收集大家关于全球疫情的文章：（https://www.iea-nantes.fr/fr/actualites/l-analyse-de-la-crise-sanitaire-par-nos-fellows-et-partenaires-a-travers-la-presse_921），并建议举办一次关于全球疫情的视频研讨会，合编一本关于全球疫情的文集。禁足以来，我的身体一直不太好，线上活动参与得不多。但我也开始断断续续地写一些关于疫情的思考。欧洲“震中”为思想工作带来一种特有的现场感，我相信这是从北京远观时不会有的。

我一直把在高等研究院访学戏称为“修仙”——一群平时处于高校教学行政工作重压下的学者，从各种琐碎的事务中解放出来，从各种短平快的、功利的写作任务中解放出来，进行面对面的、思想的“会饮”，打开新的视野 。而现在， “会饮”差不多已经成为了“独酌”，而酒是苦涩的 。我在“独酌”中怀念男女老少济济一堂尽情“会饮”的时光，但我知道有很多同事跟我一样，在进行着类似的思想的“独酌”，我所追踪的世情，他们也在默默地关注，“吾道不孤”。想到这一点，我的内心就会平静下来。

在这个寂静的春天，南特高研院的大楼，孤独地矗立在卢瓦尔河畔。但我相信， “会饮”终有重开的一天。通过南特高研院，我们这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相遇相识，并共同经历了一场全球性的灾难。在大瘟疫之后的世界，卢瓦尔河畔孕育的思想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