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的燕京学派专题中，我们回顾了瞿同祖先生法制史研究的诸多面向，也介绍了燕京学派第一代学人的社区研究。本期，我们选择推送杨庆堃先生论文《邹平市集之研究》的第三章“邹平市集的区位配置”和史国衡先生《昆厂劳工》第九章“厂风”的一节，以展现燕京学派第二代和第三代学人在社区研究上的推进。

《昆厂劳工》的英文版名为“中国进入机器时代”（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费孝通在《<昆厂劳工>书后》里明确指出这是一本“社区研究”的著作。该研究的初衷，是为了了解战时新兴的后方工业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起初，魁阁的研究者将这一困难定位在“从农业到工业”的问题上，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认识到社区生活的“动摇”甚至“解组”才是昆厂所面对的真实困境，因而把问题重新聚焦在“从有组织的社会生活进入无组织的社会生活”上。现代的工厂组织中为什么还会遗留着传统的结构？在费孝通看来，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属于勒普莱（Frédéric Le Play）到涂尔干的有关现代工业社区研究传统一脉，因此也关联着现代社会的团结问题，即如果说杨庆堃的硕士论文是把芝加哥学派有关于都市的人文区位学研究做了一个面向乡村的转换，史国衡的《昆厂劳工》则代表了吴文藻、费孝通所提倡的社区研究方法由乡村向城市的延伸，因此就社区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来说，这两个研究是殊途同归的。

《昆厂劳工》节选

文 | 史国衡

史国衡先生

无论是在欧美或是在我们过去沿海工业都会常听到劳资对立的口号，好像资本家和劳工形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壁垒，可是我们内地国营工厂里虽没有这个形势，却有另外一种分野，工人与职员。“职员”这个名词，也许是过于笼统。可是在工人眼底，工人与职员的界限却相当的分明，他们不问工作性质，除开工人工役及厂中警卫而外，就统统属于职员之列。因此上从总经理厂长、主任、工程师、科长、股长一直到司书、录事、练习生，统统归于这一类。凡是不靠做工赚工钱，却是领薪水，办理笔墨事务，或支配别人做工的人，统统属于这一阶层，也就是工人所攻击的对象。

职员和工人在厂内的分化，不仅仅是一个看法，一半也有事实做根据。例如所有职员的米贴是按家属人口做比例，工人有家属在厂的都只能多得五元，当然使工人觉得这是轻视他们了。再如职员宿舍一间间分隔，比较工人宿舍好，甚至职员和工人所佩戴的徽章不同，也曾惹起过工人的注意。

又有工人对我举出购买车票的故事，明明是职员后到，他们也要先伸出手去，抢得购票的优先权。再如医生的态度，以及职员对工人的直呼姓名，都曾引起工人们的忿恨，认为这都是职员瞧不起工人的表征。因为这种种事实，以致职员平时对于工人的举动也引起了他们的疑心，一种过分自卑之感。譬如有个朋友说，在职员和工人单独交往的时候，职员还肯虚与周旋，一遇到另一个职员到来，他就马上转过去和职员攀谈，舍工人而不顾。这个无形的界限已经划分开了，所以纵然外来技工本身还是内地工人羡慕的对象，而且工人的最高工资也比最低职员的薪水大，但工人和职员间的隔膜并不因此而有所掩蔽。

1944年，费孝通先生访问哈佛大学期间，将《昆厂劳工》译为英文本，书名为 “中国进入机器时代”（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该书由吴文藻教授作序，哈佛大学霍桑奇实验室主任埃尔顿•梅岳（Elton Mayo）教授为其写了编者按语，同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现在我们要问工厂的职员和工人之间能不能建树一种好的人事关系！我们知道从个别的人看，工人们对某几个职员还有好感，例如总经理因为把他自己住的房子让给职工进益会，和某厂长对工人扶病问伤，俱曾得到工人的爱戴。为什么把职员当做一个团体的时候，就受到工人们一致的攻击？据我们看这是由于工人与职员之间已经先存了一种成见，多数的职员觉得工人知识程度差，行为粗暴，工人又觉得职员高傲，目无工人，加之彼此之间平时接近的机会少，有误解也无从解释。成见和误会加起来，就形成一种普遍的隔膜。

不论是从农村，从私人工厂，或从小型制造厂出来的工人，都还不习于这种新工业里面的人事管理，他们平时邻里往还，或师傅与徒弟相处，称兄道弟，在共事业的时候还夹杂着一种私人间的情谊，到了厂里，大家乃是在一种纯粹职务关系上活动，若是以过去所期望于家属所期望于师徒者期望于职员，自然要大失所望了。我们曾经提到有的职员督促工人，好像不高兴闭口，只是用手一挥。还有厂长、组长、工程师等往往直接干预工人的事，发命令指挥他们，好像都是要发展他们个人的权威。诸如此类的例子，我们实不容否认在职员当中无形间要发挥自尊心之感者实大有其人，厂中有两位先生对我讲，对付工人不能讲礼貌和劝告，只有以强力约束，如或有越轨行动，即以武力从事惩处。我有位同学刚到昆厂作事一年，他就认为我们所谓提高劳工的社会地位没有大大理由，他引“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做根据，说工人就是“小人”，把他们看的太像人，他们反而会不安慰不讲礼。

原因也很简单，工厂的职员大多受过中等以上学校的教育，尤其是在工作场内的工人发生接触的人，他们有的在大学毕业之后还留学欧美，多少见过别国的工业情形，他们回到自己国内的工厂，未尝不想把国外的一套制度全盘的搬回来，他们对于工程技术，可能学得很精通，对于人事管理却可能是外行，所以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了我们自己的环境，以及我们工人的出身和心理。他们也许觉得和工人不应该有私人关系，这样可以避免徇私的嫌疑，偏偏我们的工人都是出身旧的社会，只惯于在一套私人关系上讨生活。在昆厂的管理员当中刚巧就有相反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个抵触。一个工人出身的管理员，工人认为他的经验宏富，为人和蔼可亲，常和工人往来，懂得下级干部的心理，所以很得工人的欢心。另一个从学校出身的管理员，反而不受工人欢迎，好多工人说他经验不够，只是一点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又大模大样，仿佛不屑于和工人多来往。可是厂里面的负责人觉得这个人正直不阿，是实行工业标准化的好干部，前一个管理员带点江湖习气，有挟工人以自重的嫌疑。由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看出工人的希望和厂中的计划是在什么地方相左了。

英文版《昆厂劳工》对应章节书影

工厂负责人对于这两个管理员所持的态度正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焦点，因为从工人起身的管理员与工厂里中上级的技术干部并不是从一个社会系统里出来的，上面已经提到这个技术干部都使大中学生留学生，非正统出身的人不能见好于这种团体，正是工人和职员两不相容的又一例证。最基本的原因使我们社会里已经有一个劳力和劳心的分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职员是所谓长衫阶级，代表劳心的一面，工人没受过教育，是靠体力谋生的粗人，代表了劳力的一面。所以前面提到过的那个监工因为工人的名义不好听，就请愿自己家里贴钱来升他做职员，升了职员就算晋了一个社会等级，比较有光荣，有光荣才有出路。我们的社会阶梯是由仕途入宦途，升官和发财是一套连环。所以从身份、等级和出路去看，职员总要比工人高出一等，在这个社会环境里职员看不起工人，工人对于职员由羡生忌，也正是情理之常。惟其如此，才有职员说工人是小人不可以理喻，才有厂医对职员另眼相看，才有管理者看见工人手指被切断还说不管重要，两种不同等级的人聚在一起，在上的一层忽略了在下一层的幸福和痛苦，好恶和荣辱，正是社会上常有的事。

在这种风气之下，也难怪工人里面自己划分层级，技工和帮工小工也不过是一种技术之差，可是技工在任何方面都要表示高出别的工人一等，所以在厂内也有少有技工和帮工小工们往来的。他们甚至说小工们一生也不会有出息，有时还命令他们为自己做杂事。从心理上看，一个人对于在他上面的过分的自卑，对于在他下层的一定会有过分的优越之感。技工之歧视帮工小工正与职员之歧视工人同。

在这种风气之下，厂中负责技术管理的人员自然不愿意和工人发生关系，以免降低了自己的身价，降低了身价，就没法执行管理权威。在极端重视身份的一个社会，职员们要持这种态度，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所不幸的，是这种态度带进了工厂，可以成为农业过渡到工业的一个大障碍，除非我们工厂里面负管理责任的中上级干部抱定主张，拿出眼光来，一扫这种成见，以生产为前提，把工人看作一体，对他们求了解具同情，才可以开拓一种新的风气。否则在我们工业建设当中，在劳工的因素上，这个问题比人力供给更为严重。

*节选自史国衡《昆场劳工》商务印书馆，1936，112–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