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杨庆堃专题”推送三篇文章，第一篇是杨庆堃硕士论文《邹平市集之研究》的“引论——市集研究的范围和方法”，第二篇是岭南大学原1950级毕业生刘耀荃所写的回忆短文《鹭江村的社会调查》，第三篇是杨庆堃发表于《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6期的论文《都市社会结构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

“引论”中杨庆堃回顾了硕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学术史材料。从跟着杨开道去邹平进行“一般的农村社会观察”，到接受“派克教授的指导”，早期燕京学派和芝加哥的人文区位学深刻地影响了杨庆堃的调查和写作，他的本科论文和硕士论文都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而对于自然群体间的功能的互倚形势——“区位的境界”（Ecological Order）的强调，也一直贯穿在杨庆堃后来的研究当中。1947年杨庆堃从华盛顿大学回国之后，被聘为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该系专门开设了“社区研究专业”，选修“社区专题研究”课程的高年级学生，有计划地去学校附近的鹭江村开展了“社区研究”（Community Study），经杨庆堃指导之后写成了数篇高质量的毕业论文，本次推送的第二篇文章即是其中一位学生的回忆。而杨庆堃晚年关于都市结构的文章，仍然着眼于社区构成的地区安排——即空间分布（Spatial Distribution），可以说是和早年的研究遥相呼应并且一脉相承的。这篇文章不仅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而且通过对中国和美国城镇布局的比较，讨论了乡土社会进入到工业化时代之后可能发生的改变，其预见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引论——市集研究的范围和方法

文 | 杨庆堃

一、市集的研究和中国社会变迁

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其最近所发生之变化，已经成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中心问题。详细的说，这问题中所包含的，而同时又是纷讼未决的要点是：

（甲）中国农村是否仍维持其自给自足的局面？如是的话，这自给自足的局面现在保持着一个什么形式？如不是的话，它已破坏到什么程度？它和世界经济发生了什么程度的关系？

（乙）中国农村经济的结构和组织，现在演变成一种什么样的形态？

市集是农村经济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的中心。农民生产了货物后，都拿到集上来卖，需要自己不能造的货物时，都到集上来买。换言之，市集是农村大部分的经济流出和流入所必经之点。市集上货物的种类、性质与来源，用数量分析起来，就是农村经济与世界经济关系的一把标尺。同时，市集的结构与交易的方式，也能表现农村经济组织的一角，这一角对于其他互倚的各部社会组织，也能露出一种连带的提示。

这研究工作的范围，只是海岸线上的山东省内，胶济路旁的一个县份——邹平县。我因此并不希望它能代表整个中国的情形，因为在地理、文化和种族都极纷纭复杂的中国里，南北的分野，海岸和内地的差异，蒙边的游牧生活和上海的工业文明，都令许多人说中国的状况，实在并不等于世界上任一个国家，而是简直等于一个欧洲大陆。我所希望的，只是让他能代表一个文化和地理状态都具有较高的统一性的社会功能单位里的实状。

杨庆堃硕士论文《邹平市集之研究》手稿

邹平县位于海岸线上的省份，而海岸线上的省份却是中国社会变迁进行得最急激的一个地段，工业化的洪流已在开始淹浸和澎湃的一个地段。因为这县份距离铁路线仅三十里，是以它已经受到了一部分近代工业的影响，而其内部则仍保持着将散未散的经济组织的残局。在社会经济史上，这是代表工业革命前夕的一个阶段。十八世纪的欧洲工业革命，将永不会全部的在地球上重演，因为世界再没有像从前那样广大的，可以开拓的移民地。但这伟大的历史变迁，将会局部地或在另一种形式下，重演于中国。这是一种社会变迁的模式。各地方和各时代里，这模式下的事实是可以互相比较，和可从这比较中得一抽象的定则的。它在中国的历程，假若用科学方法采集起来，令这些事实的记录，能够和世界其他各部的工业化历程的辙迹相比较，则这种工作实具有科学的价值。这便是本研究中的一点期望。

二、市集的定义和研究的范围

所谓市集，就是在一定的地点上，每一定时间距离所举行的临时经济交换组织。普通固定的商店和市集比较起来，二者都同样的有固定的交易地点。但商店是长期继续活动，而没有定期中辍的。但市集的交易活动并不每天继续，而只是每隔一定时间举行。所隔的时间的长短，是因地方情形而异的。有的三天一集，有的是五天一集，有的两天一集的。别的地方中，也许还有别的时间间隔。在邹平县的日常市集，则五天举行一次。关于这点以后论及“市集时间”时，中再作较详细的叙述。所谓临时的经济交换组织，便是这种组织，一方面是以经济上的交换为目的，但这种交易上的活动只举行于习惯所指定的时间，过了这习惯的时间以后，买者和卖者都各自离散，这指定地点上的交易活动即行终止，直至轮到第二次指定的时间再来时，才重行集合，继续活动。在这一散一集之间，买者和卖者虽都是来自同一个功能单位中，但其流动性是比较高。尤其是在卖者方面，虽然有几种，如卖洋货、杂货、工艺品等比较专门化的卖者是很固定的，但是例如卖农产品和牲畜等以赶集为副业的卖者，则一次来这个集，下次或许就赶别的集，或许就完全不赶集。是以在集的组织中，是没有很固定的卖者的。这一部分卖者的流动性就是市集和固定商店系统发生差异的一个特点。

本研究是限于邹平县境内的五天一集的日常市集。但这儿并非拿县界作社会自然功能的疆界。我拿县来作研究的范围是因为只在邹平才能够得到政治当局的许可和帮助，出了县界外，调查工作没法子进行。但我却尽力设法补救这政治疆域的缺点。凡在县界上的市集，而其功能活动范围越出邹平县境以外的，我便设法从熟识本地情形的本地人口中打听材料。因为本地人的脑海中的社会经验，并没有被县境的政治界限范围着。当这种情形打听不出来的时候，我就只将本县境内的村庄和这市集的关系划出来，但对该集并不能下完全的研究。在一群被研究的市集中，这种市集是除外的。

除了这日常市集之外，庙会和周村的情形也简单地旁及。因为这两种经济活动中心，对于系内的日常市集是有供给贷物的功能关系。但因为本研究的着重点是日常市集，而且时间和精力也受着极大的限制，故对这两种经济组成只能约略地从事，以见其关系的轮廓罢了。

80年代的邹平大集

第三、研究的方法和经过

关于研究的方法，第一个问题，便是单位的问题。市集系统不过是一个社会所用来作满足经济交易功能的一种工具，是以最合理的单位，是运用市集本身的社会功能群体。若离开这功能群体而去研究市集，则结果就是支离破碎，完全失了市集和整个社会功能的联络关系。

孙末南说：社会是“许多小群所组成的大群”。在人口流动较停滞的邹平农村社会中，每个大群体和小群都有其地理基础的根据。依了地理上的形势、生产和距离，各群体间形成了经济和社会生活上的互相依赖的形势。这种自然群体间的功能的互倚形势，就是区位的境界Ecological order。市集系统是物产交换的中心。物产的地域根据既深，则市集是建立在各地域功能单位的互倚形势上，这是很显明的。是以在市集的研究上，区位学的方法，便成了最重要的工具。

总之，社会是整个的，社会各部分都有不可分离的相互关系。是以本研究中都绝对不离开这功能的观点。统计数字不过是社会现象的数量表征，单独地看下去，它是互相分离的片断。把这些片断，按着些微的幻想的提示去凑洽起来，更组成了一幅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幻想个案。是以本研究在利用统计的时候，极注意数字上所表示的各种现象间的关联。

这个研究的起点，是在民国二十年夏季。当时燕京大学放暑假之后，我和另一位同学周振光君就跟着杨开道教授往邹平。最初，此行的目的只是为着一般的农村社会观察而已。在踏入邹平的时候，就看见县城东关外的将散的市集。在平常总是冷落寂静的农村里，这种热闹的拥挤的人群和买卖的摊子，是一个很触目的现象，故到了邹平的第一天，我对于市集已隐然发生了兴趣。在乡村建设研究院过了几天之后，当时正要我一个研究员的题目去消耗这两个月的光阴，恰巧第五天又有市集，杨先生于是叫我跑到集上，看看有多少人，和卖些什么东西。我拿了一张纸，将集上所卖的货物和每种的摊数，一一记下来。回家后，把这些货排成类别一看，里面有吃的，有穿的，有日用的，有生产的，有娱乐的等，我当时心里就暗暗地问，这些市集对于农村社会在尽着一种什么样的功能呢？到了第二次集期到来时，我又更详细地调查货物的种类和数量，并且调查各种货物的价钱及每集的交易价值。回家后，集上货物经详细分析后，得了几种新类别，以及搜集了好些其他的现象。以后每逢集期，就跑到城关集上继续调查，划各种的圈，和县政府及地方人谈及与市集有关系的事实。如是者在县城的市集上混了六个礼拜。这六个礼拜中，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得到集上的卖者的信任。在最初的时候，我问及货物的价钱、摊上货物的交易额和资本等问题，他们都不肯老实的告诉我。后来我出点钱光顾他们，买一点东西，跟他们闲掯别的事情，同时解释我是要调查地理给学校作教书材料等，这样慢慢混熟了，他们有几个开通点的就随便把实情告诉我了。别的卖者见许多人都说实话了，同时看见我实在不是政府派来抽税的和窥探他们的秘密的，他们也就再不很隐讳了，到了第七八两个星期，我就和孟献光君（农村建设研究院派出来帮我忙的一位河南籍学生），出发到全县去调查十个重要的市集。

十个市集的调查结束后，秋季即返校将材料略为整理。然因校内课忙，整理工作未毕，而二十一年的暑假又到。至六月，因事返广州，将市集材料携之而行，欲籍暑期在家之暇，将整理工作完成。不料在平浦车上盛材料之皮夹被小偷误作内盛珍贵物品，整个窃去。同年秋季派克教授来燕大讲学，命将邹平市集所余留之印象一述，幸得教授鼓励，认为极有兴趣和重要的材料，且详以区位学研究观点相示。从此我就将这个研究继续下去。

二十二年春季，我学士的功课已完毕，故三月中旬我就到邹平去。仍以城关集以及附近的明家集和刘家桥集作中心，花了六个星期的工夫，做出较深入的研究。此次到邹平的时候，集上许多做买卖的乡下人都仍然认识我，地方上的行政领袖都和我一样的亲热，故工作起来比前一次容易的多了。此外派克教授的指导，和预先阅读了些关于区位学的著作，故在调查的计划和眼光两方面，都较以前进步。但此次调查的范围只限于上述三集。这次调查的结果，就写成了本人的学士论文。

五月初旬，我因事回平。同月下旬，我又到邹平去。此次研究的经过是这样的：

作者最先用了四个星期的工夫，把城关、明家集和刘家桥三个集作详细的研究。在这详细研究中要解决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便是市集中有几类重要的事实，和这事实间相互的配置程序，以及各类事实内容的轮廓。一个市集的自然背景，它的活动范围和种类，它的内部功能结构和运用，以及它的自然历史的演变，都在这初步的详细调查中所得的事实。分析出来，这类调查的结果得出了一种问题的大纲（见附录表八）。第二便是找出各类交易摊子的一个数量上的模型。这模型所包含的项目，是每一个一类中的代表摊子的货物价值和交易额，以及各种卖者或商人每年赶集的月数，和每五天中赶集的日数等。例如在一个集里，某一类摊子中，每个代表摊子的货物的平均价值，就很可以代表其他同类集中的同类摊子的每摊货物价值。又如一个集里某类摊子的商人，每年赶集的代表月数，就很能代表县里其他同类集中的同类商人的代表赶集月数，理由是因为在一个月自然环境和生产及交换方法都很一律的县份中每一类的经济生活，都有其很标准化的模式。只要把这模式中的代表数量找出来，它就可以代表各集中同类现象的平均数量。在三个集的详细比较的结果，证明了这个意念的正确。这种代表的数字找出来之后，当调查新集时，只须把各类的摊子数目调查清楚，然后将摊子的数目去乘本类每摊的货物代表价值，就得到了一个对该集中该类的货物价值的估计。在短促匆忙的工作中，这种估计是作者所能想到的唯一办法。但据作者个人校订材料时，据每类摊子代表数量，和在各集详细抽样调查的摊子的数量相比较所得印象，这种估计数字约具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准确性。

为了缓解交通通行压力，当地政府将位于镇街主干道的邹平大集搬迁到了附近新建的开放式广场上，图为2020年新年大集。

这两种材料预备好后，作者就和一位帮忙的本地人出发各集作较广泛的调查。行程是按着顺序日期的各集而排定的，令到在每个集可以停留一天。从中午出发，到一个集的地点时，大约是黄昏以前。我们是在学校或区公所等公共地方住下，就找当地领袖谈话。先是按第一种问题大纲去找材料，然后再和人们谈及种种有问题的地方情形，以看有没有大纲上所未包括下来的事实，次早起来就是赶集的日期了。工作的次序第一是先对各类摊子按问题表（见附录表九及表十）作抽样调查。这种抽样调查的结果，就是用作校勘本集的情形，和在城关等三集所得代表数量的差异程度的标准。其次便是数各类摊子的数目，划地区等工作了。材料搜来后，马上就校一遍，错误的立刻不要或者校正。这皆是我们调查时工作手续和日程的大概。

这研究只是这一类工作的一个初步尝试，单薄的经验与能力，都叫它不能避免挂漏和错误。同时，调查时间不到一个整年，这令它缺漏了一年中市集上货物节季变迁的现象。这一个大缺漏，只能希望以后的研究补上。不过在静态的结构分析上，这研究还希望能达到相当的准确性。总之，若这工作能够成为社会研究的方法上的一个例子，而唤起社会上向这方面努力的兴趣，作者所费的时间和精力就算免于白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