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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访学者论坛115】吴华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与近代新疆地方官员

发布时间:2022-03-16

2021年6月22日下午,文研院第十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五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吴华峰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与近代新疆地方官员”。第十期邀访学者白玉冬、曹寅、陈瑞翾、黄晓春、李肖、马里扬、马忠文、聂溦萌、孙承晟、吴真、徐永明、余旸、张昭军、赵明昊,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论坛伊始,吴华峰老师介绍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背景情况。1927年5月9日,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由北京西直门火车站首途,踏上西北考察的漫漫征程。这支由中、外平等合作的团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备受世人瞩目,也成为世界科学探查史上的一次创举。考查团除了要克服自然条件带来的种种挑战,在特殊时代背景之下,一路所遇纷繁人事往往也会给他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特别是在新疆期间,考查团与当地各类官员有着密切的交集,他们对待考查团的态度千差万别,这在考查团团员笔下及相关文献材料中多有记载。


西北科学考查团初至新疆之际,正逢杨增新(1864—1928)主政,他对科学考查团的态度经历了由怀疑到接受的转变过程。在最初得知考查团将在新疆设立气象测候所的消息时,杨增新就曾向北洋政府去电要求阻止考查团入疆,但彼时考查团已经出发,阻止不及。随后杨增新因考查团队伍过于庞大,且有谣传是冯玉祥派遣攻打新疆的军队而紧张不安,调遣军队在哈密一带布防。在考查团突破重重阻挠进入新疆之后,通过实际的接触,杨增新对考查团有了深入的了解,意识到并不会给他的政权带来威胁,加之考查团员们与杨增新的私人往来逐渐博得了好感,杨增新的态度终于有所转变。除了最终不允许考查团在哈密地区设立气象站、禁止外方团员的航线开辟计划外,他对考查团的活动也给予了实际的支持。考查团中方团长徐炳昶即曾感慨:“杨增新除了开头以外,对于本团的工作,总算没有限制,并且很帮助。”


1928年7月7日,新疆政坛发生了著名的“七七事变”,杨增新在省俄文法政学校毕业典礼会后的宴会上被刺杀,随后金树仁(1879—1941)出任临时主席,考查团在新疆的活动又迎来的新的挑战。金树仁对西北科学考查团至始至终都采取敌视与排斥的态度,他的这种态度实际也经历了前后两个演进阶段。在他刚开始当政时,地方政局还处于动荡之中,考查团外方团员不慎由塔城地区运送武器入疆,出于稳固自身地位的考虑,金树仁立刻对西北考查团的活动全面禁止,要求分散在全疆各地的考查团团员限期离开新疆。1929年1月,考查团中方团长徐旭生与外方团长斯文·赫定利用回京处理考察团延期事宜的机会,至南京上访蒋介石等人,希望南京政府出面协调金树仁与考查团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一举动激起了金树仁更大的不满,他对考查团单方面的敌视态度,也升级为以之为代表的新疆地方政权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考查团的工作反而受到更多的阻碍。直到1930年底,新疆政局逐渐恶化,金树仁与南京政府的博弈渐趋缓和,他对考查团才不再过多关注。


除了与新疆省政府最高官员的接触,考查团还要应对其他各类大小军官、省政府各部门官员、地方基层官员等。军官的代表人物如尧乐博斯(1889—1971),他曾在1928年初在哈密接待过考查团,在觉察到省政府对考查团敌意渐消后,他对考查团的态度也比较友好。此人在新疆近代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下不断摇摆以求得生存,解放后逃至台北。他与考查团之间的往来,也可备新疆近代史的一段掌故。政府官员的代表人物为樊耀南(1879—1928),他早年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考查团至新疆时,其任交涉署长、军务厅长。樊耀南对考查团事业较为支持,也博得了考查团的认同。在“七七事变”中,樊耀南作为主谋事后被金树仁处决。考查团成员内部对于这件事也持有两种看法,徐旭生认为这次事件为樊耀南所为,斯文·赫定出于个人情感,认为樊耀南与此事无关,是金树仁主导了事变,两种观点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从考查团成员的著述中,可以看到许许多多新疆近代地方基层官员的身影,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新疆职官志》一书所阙载,可补史料之不足。这些地方官员有的作为省政府耳目,随时报告考查团的行踪,有的出于对个人利益的考虑,与考查团成员私下交往非常密切。这些形形色色的地方官员群像,无疑于考查团科学考察的主业之外,给后人展现出了诸多近代新疆官场与社会生态的真实风貌。


总而言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北科学考查团面对的不仅仅是科学考察,他们所面对的各种人事关系,也人为增加了科学考察的难度。特别是与新疆地方官员往来周旋,也反衬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就得之不易。此外,考查团在新疆期间无意中成为近代新疆史上许多大小事件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也可以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作为中国风云变幻的近代史的有机组成,边疆地区的政局始终与全国的政治形势紧密关联。而考查团成员与新疆各级官员的接触,已然也从宏观角度勾勒出彼时边疆官场、社会的实录,其价值甚至不亚于西北科学考查本身,这对于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与研究科学考查团,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