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7日晚，“科学•文明”系列讲座、“北大文研讲座”第一百六十一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灾害与数字人文”。德国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所长、柏林工业大学科学技术史教授薛凤（Dagmar Schäfer）主讲，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
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创系主任韩启德主持。
薛凤教授对中国地方志研究兴趣浓厚，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保留有大量的地方志材料，内容丰富且可靠，一直受到传统中国学者的重视。但也有学者对地方志的内容存有疑虑，认为记载的内容有所偏颇。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吸引着薛凤教授对地方志进行深入研究。1924年，梁启超提出“方志学”的概念，从而确立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学研究领域。这一概念承袭于顾炎武的做法，把属于行政管理类别的地方文献与地方志用于历史学分析。虽然梁启超创造了“方志学”这一概念，但最先采用地方志作为科学研究的资料来源并由此发展出关于气温差异与气候变迁理论的学者，则是竺可桢、蒙文通和丁文江。20世纪9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在历史学分析中逐渐被重视，研究主要集中于冷暖、干湿、灾害三个方面。中国文字记载的悠久历史，使得对历史气候记载的分析成为可能，从而在政治事件与气候变动的讨论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薛凤教授重点考察地方志在中国灾害史、气象史话语建构中的角色，继而探讨其灾害数据的来源和产生过程，以及由此引发的历史接受（historical reception）过程。在西汉以降“天人感应”的框架下，自然现象被当作“天意”的反映，与天子施政之得失相联系，因此，记录灾害成为中国历代官修史书和地方志的重要内容。在帝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中，对异常天气事件的解释和防治所起到的效果，明确地关系到统治的权威和合法性。关于这点，可以从乾隆1673年《东明县志》中的灾害记录窥见一斑。
随着历史学研究中数字方法的兴起，地方志愈发被重视，从而为证实天气变化和其他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更多的”数据。学者们相信通过收集这些“数据”，可以获得“更好的”对中国政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总体概观”。对“总体中的个案”的兴趣和注意力在于数据的收集与形成过程，通过研究它们之间的关联，以便看到这些数据相对于其“量化表现”之外的更“质性”的特征。学者不是把地方志当作一种单纯的量化数据库，仅仅从中提取数据并简化成相同背景的数据点做量化分析，而是要把地方志当作一种“带有结构的数据库”（structural database）。当使用大数据时，学者应该清楚意识到：历史数据的每个数据点有其不同产生背景，数据间隐含的结构及关联很大程度定义了整套数据的质性意义，忽略这些关联及差异而进行量化分析，是盲目且危险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数字工具恰恰应该提供历史学者在大数据库中找到结构、关联及差异的方法，引导学者实现对文本的“深度阅读和分析”（deep reading and analysis）。
薛凤教授关注的灾害类型主要是桑蚕灾害，并以此为切入点去观察政治影响的终止。她对于东明（或者任何一个地方）不厌其烦报告灾害事件的起因和构成一场“气候灾难”的因素特别感兴趣，想结合基于地方志的大数据分析所获得的模式与关联，重新思考东明的灾难记录。但历史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此，薛凤教授对科学与历史领域在气候、灾害等方面的研究做了简要梳理。
19世纪后期开始，西方气候学家埃尔斯沃斯·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考古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以及中国地理学家丁文江和气候学家竺可桢，有感于中国历史记载中天气情况的明显起伏，从而运用这些记载，探讨和推测气温变化、气候、移民、战争以及国家形成等诸多因素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者们也在方法上奠定了一种趋势：在研究中既采用科学分析也采用文本分析。
自从关于人类世争论兴起以来，经由伊懋可（Mark Elvin）的《大象的退却》这样标杆性质的研究，中国的环境研究和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为人所知并获得国际关注。尽管如此，正如学者范家伟指出的那样，“科学数据和方法”可能会使人印象深刻，但研究者们常常无法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以及人类所起的巨大作用。学者弗朗茨·毛厄斯哈根（Franz Mauelshagen）也提醒道，在“文化气候变迁”方面，历史与科学界不应仅止于两种研究方法的对比，而更应该考虑不同时代背景下人们对气候认知的变化。
21世纪以来，学界历经多次对历史气候研究的兴趣风潮，许多科学家与历史学家都讨论过气候变迁对历史的影响，尤其是考察人类活动在其中的作用时，认为需要对历史文本的精读诠释与对科学数据量化分析互相结合。如卜正民（Timothy Brook）提出“九个灾年期”（Nine Sloughs）的论点那样，学界认为“科学数据”与“史学结论”的结合是可能的。
在薛凤教授看来，历史学与科学研究可以相互启发。科学负责“严谨”，史学贡献“细节”。一方面，历史学家（或者历史数据）在涉及到气候变迁的时间和地点方面，给了科学家很多启发。例如，地理科学家葛全胜重视悠久的文字资料传统以及人对其效应的评判。另一方面，科学也带给历史学家启发，尽管这类启发是在不同层面上。例如，历史学家卜正民在他的研究中呼吁历史学家更多地关注科学上的气候研究。
接下来，薛凤教授重点论述了地方志中的“注意力生态”（ecology of attention）。微观而言，中国史研究者喜欢地方志，因为可以从中获得关于一个地方历史状况的快照。从宏观来看，地方志涵盖的历史年份长、地域广大，把全部的地方志集合起来，就形成一个可提取各个区域乃至全中国范围的历史数据的良好来源。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分析这类数据，可以帮助历史学家了解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同类型的信息在中国的不同地方、不同朝代是如何被提及的。
历史学家狄宇宙（Nicola Di Cosmo）提醒人们注意，大数据的研究进路使历史丧失了复杂性。而薛凤教授认为，可以突破原有大数据的研究局限，采用数字人文方法（digital humanities）——不仅仅将地方志当作一个大数据来源的语料库，而是进一步追问地方志中记录生产的认识实践。为了完成这一研究取向的转换，研究者从整体的视角来分析这些彼此关联的数据，同时结合远读与近读，从而确定地方志中有关灾害记录的标准化框架。
马克斯普郎克科学史研究所发展了一套专为数字方志打造的历史研究工具——“LoGaRT”（Local Gazetters Research Tools），核心思想是要把全部已数字化的方志当成一个大的数据库来看待，并问出涉及到全国层面的问题。这是在数字时代下，重新诠释梁启超“方志学”的一条最可行的路径。不同朝代、地区的方志都有着某些共同的结构性特征，然而，这些关联关系在其他的方志库中被忽略了。LoGaRT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允许学者们运用方志共通的结构和关联性采集、分析信息。
薛凤教授结合LoGaRT方法对地方志的分析和《东明县志》的内容，重点讲述了宋元两朝桑蚕灾害的时空差异。首先是桑蚕灾害的时间方面。在宋代，关于桑蚕灾害记录的第一次文献记录出现在962年，最后一次则出现在1191年。在北宋的230年历史中，全国范围内蚕桑灾害报告共有16次，平均每14.5年发生一次。相比之下，进入元代后的第一个桑蚕灾害报告出现在1270年，最后一次在1363年。94年中，40次桑灾被记录下来，平均每2.4年发生一次。其次有关桑蚕灾害的地域方面。宋代桑灾主要发生在黄淮地区，这些不仅是主要的产丝地，还是政治上的过渡带。在404个关于桑灾的描述中，元代占据208个，且只集中发生在北方——虽然南方也有蚕桑业分布，但并无蚕桑灾害的记载。
LoGaRT方法不仅使读者看到了桑灾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区域内分布的差异，还引导学者进一步思考产生上述差异的原因。薛凤教授认为，历朝历代的灾害报告的搜集动作往往基于不同的动机，这些动机也反映在灾害报告数量上。在元代，政府对养蚕业进行严格的控制，其动机在于促进蚕桑生产，而非被用作论证合法性抑或“天人感应”的武器。东明的个案体现了这一点。东明地方志中的蚕桑灾害，其最初的报告动机是为了展示，而不是解释。因此，该记录的生成过程应该是元代中央政府治理文本的一部分。宋代的情况与元代不同，灾害的发生往往与人君之治理相联系，灾害记录的数量过多往往意味着人君在政治上的“失德”。因此在宋代，桑灾很少被作为独立的灾害上报，而常被当作众多灾害中的一个罗列其中。此外，在元代，绝大部分的桑灾报告分布于北方。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政府差异化的区域政策所导致的，即在北方重点是复苏既有的蚕桑业，而在南方则是推广蚕桑业新据点。
薛凤教授认为，所有这些技术手段所展示的是，地方志记录对于获知历史上人们理解自然世界的实践及其动力具有指示意义，它们代表的不只是自然生态问题，还是政治统治的注意力问题。数据分析表明，元代桑蚕灾害记载之所以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并非单纯由于气候格外恶劣，而是因为元代官员出于务实的理由必须报告。“气候灾害”在这里变成了一种“朝廷的”气候，此时“气候灾害”可以理解为由于“注意力生态”的变化而产生的。
讲座最后，薛凤教授总结道，地方志的个案表明，这种注意力生态的分布变成了一种可见性本体，赋予其本体以认识论的维度，凸显社会和政治在灾害资料生成过程中的影响，对于重新认识历史上的“灾害”是十分重要的。地方志这类文献的研究为历史学科提出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案用来理解地方知识在历史中是如何被建构的，并可以继续深入挖掘这一学术范畴：在这一范畴内尤其常见的是，全球性观点与一种非特定化的、普遍的“科学”并置起来。如科学一样，地方知识是一种社会和历史的构建，值得更多的研究。第二，对地方志的研究表明，理解认知体系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那些与客观对象绑定在一起的东西，还有文本、环境或者物件。东明的灾害是一个个案，元代的灾害是一个总体，它们本身都是信息，而知识存在于两者相互作用之中。
讨论环节，问题主要集中在地方志的特性和数据方法的使用等方面。关于地方志的特性，薛凤教授补充道，地方志内容丰富，从中可以获取很多有用的信息，是古为今用的良好资料库。但学者确实应该要注意到地方志的局限，要谨慎使用。关于数据使用的问题，薛凤教授回答道，更多时候我们用大数据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去发现问题，并在其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数据库的建立可以帮助学者对整体有清晰的认识，但文本的阅读和个案的研究依然是不可缺少的。
（撰稿：刘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