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8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八十四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茅海建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主持并作评议。
戊戌变法前，康有为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部理论著作。该著作体现了康有为思考“大同”的过程，而本场讲座所讲述的“大同三世说”与其后来的《大同书》有较大的区别。以茅海建教授的话来说，是用二十年时间来研究100天的“戊戌变法”，并由此来看康有为的“大同”思想轨迹。
一、思考的起点——“伪说”与“中体西用”
较早时期，茅海建教授曾进行过有关“戊戌变法”的多项研究，并在思考其性质为何的时候遇到了两个难题。其一，康有为曾在1898年之前完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部书，提出了“新学伪经说”和“孔子改制说”，以一种极端、激进的方式对中国传统经典和早期历史进行否定；其二，1891年，康有为在一场论证中提出“以身心义理为先，待其将成学，然后许其读西书也”，这是最早的“中体西用”的说法。然而，康有为所理解的西学并非西方思想与制度，而仅为数学中的“几何公理”。因此，接下来的问题就浮出水面：康是如何用特殊的中学知识（“新学伪经”、“孔子改制”）与有限的西学知识来推动中国改革的呢？作为一名晚近进士，其官位仅是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如果不能进入政治舞台的话，他的政治抱负又是什么呢？一次偶然的机会，茅海建教授发现了梁启超《变法通议》的进呈本，并在著述中看到了康有为在戊戌时期的“大同三世说”。
二、时间的错位——《大同书》应该如何解释？
茅海建教授提到，之前，有学者已论证康有为《戊戌奏稿》作伪，另一大作伪是在《大同书》写作时期上“倒填日期”。康有为自称“吾年二十七，居西樵山北、银塘乡之七桧园澹如楼……著《大同书》”，而上海历史所的汤志钧教授表明该书其实是康有为在槟榔屿、大吉岭写成的。由此，学界不再将“大同”作为康戊戌时的政治思想。
较有意思的是梁启超的说法。梁启超分别在1901年《南海康先生传》、1911年《大同书成题词·注》与1921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三著作中论述了三种关于《大同书》写作时间的说法，分别为：“传授门生”时、1901-1902年与“秘不示人”著书时。此三种说法均有相互抵牾的一面，但根据具体的文献资料，茅海建教授认为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康有为已将“大同学说”的部分内容传授给梁启超，且前者在戊戌时已有著书（《春秋三世义》与《大同学说》），但绝不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大同书》。
三、“大同三世说”的主要内容
汤志钧教授经研究发现，戊戌时康已经形成了“大同三世说”。而茅海建教授则认为，当再次检视《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康有为确实提到了“大同三世说”，但内容十分简略。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称“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谈及“大同”的内容仅仅有六条；在《春秋董氏学》中，康有为称“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相关“大同之世”的内容仅有五条。上述十一条文字难窥全豹，更无法全面说明“大同三世说”。
茅海建教授认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普世性解说。这一学说由孔子创制，口传其弟子，藏于儒家诸经典和相关史传之中。如果用最为简约的方式来说明“大同三世说”的基本概念，即：一、据乱世，多君世，尚无文明；二、升平世，一君世，小康之道，行礼运，削臣权；三、太平世，民主世，大同之道，行仁运，削君权。“大同”虽是孔子创造出来的理想世界，但其时并不可行，只能以“小康”来治世，要待后人来实现。
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可以将戊戌前后时期“大同三世说”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但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若不加以严格的区别，会有致命的缺陷——以康有为在槟榔屿、大吉岭时的著述来说明其在戊戌时的思想，是不精确、不具有说服力的。茅海建教授表示，他当时找不到更多的材料来说明戊戌时期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而“由梁渡康”则成为了一种可能的方式。
四、“由梁渡康”——贴近“大同”核心的方式
茅海建教授认为，虽然梁启超在谈及康有为的“大同学”说时说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向梁启超传授过“大同学”。那么在梁启超入学的1891-1896年，康有为的思想有没有影响到梁启超呢？茅海建教授发现，1896年11月，梁启超在与严复进行“议院”论战时用“大同三世说”的思想来做自我辩护，并于1897年10月在《时务报》发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该文起首便直接、明确地阐述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
博矣哉！《春秋》张三世之义也。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
这是“大同三世说”在报刊上第一次被完整表述出来。写完这篇文章后，梁启超启程去长沙担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其时，梁启超大力宣传康有为思想——1989年与学生合刊的《湖南时务学堂初集》便涉及有多处“大同三世说”。其中，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李炳寰以《孟子》中“仁义”一义作札记，推及世界“大同”。梁启超则从“仁、义”出发，谈大同、小康。梁启超认为，康有为对“救全球”的大同道、法已经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对其条理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然而，世人没有完全听闻康有为的学说不是因为“秘不示人”，而是要“穷思力索，触类旁通，自修自证，然后其所得始真”，于是要求李炳寰通过自修来自证，再“熟读精思”《礼运篇》中“大同”一段，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而这正是“大同三世说”的核心内容。李炳寰“一字不放过”的“穷思力索，触类旁通”，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西方学术为“大同三世说”提供了佐证。于此，由梁渡康，恰好合璧。
五、“多言大同”——康门与梁鼎芬的评论
茅海建教授提出，不仅是梁启超，康有为门下其他弟子对“大同三世说”也有所了解，“多言大同”。其一为康有为大弟子徐勤。他在《知新报》上发表《地球大势公论》，言“故天下之势，始于散而终于合……始于异而终于同。”其二为弟子刘桢麟。他在《知新报》发表《地运运趋于亚东说》，多处涉及“大同三世说”，呼唤“大同世界”的到来，并表示“后古千年，仁之世也。力之世，治据乱；智之世，治太平；仁之世，治大同。”茅海建教授认为，这两个人之外，其它弟子关于“大同三世说”的言论还有许多，然而若从总体来看，深度远远比不上梁启超。同时，与之决裂的昔日好友梁鼎芬，在康有为逃亡日本后以“中国士民公启”之名作《康有为事实》，其中第三条便称“康有为之教……其宗旨以‘大同’二字为主，创为化三界之说”。文中虽有政敌的诬词，却也间接印证了康有为的“大同”之说。
以上，从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等书中的简说，到梁启超的多种著述，再到门下其他弟子的言说以及政敌的评论，可以清楚地看出，康氏在戊戌时确有“大同三世说”的思想。
六、“创制立教”——康有为的“大同”之志
在完成了对康有为“大同三世说”的论述后，茅海建教授表示，对于康有为来说，从“新学伪经说”到“孔子改制说”是一个思考的过程，其最终的结论应当是“大同三世说”。而从“大同三世说”再到《大同书》，是康有为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阶段。这两者之间的最大差别是：康有为不再宣称该学说由孔子原创，藏于经、传、史之中。
只是，在清朝，康有为的理论不可能被应用在政治上，他的目的是“创制立教”，他认为“圣人之意一层，犹待今日学者推补之”。而“今日学者”即为康有为本人。他也曾在《孔子改制考》中提到“天既哀大地生人之多艰，黑帝乃降精而救民患”。“黑帝乃降精”其实是称孔子母亲梦中与黑帝相交而生孔子。康有为否认孔子的人间生父，有意模仿了基督教“圣诞说”，办《强学报》时使用孔子纪年也是模仿基督教的。由此，茅海建教授认为，康有为此时有意于“创制立教”，是想当教主，若有可能的话也想做帝师。因此，当康有为谈及戊戌政变前自己从北京到天津、烟台至上海，一路上多次逢救、大难不死，必有其因——“此四十年乎，当地球文明之运、中外相通之时，诸教并出，新理大发之日，吾以一身备中原师友之传，当中国政变之事，为四千年未有之会，而穷理创义，立事变法，吾皆遭逢其会，而自为之。学道爱人，足为一世，生本无涯，道终未济……”对此，茅海建教授感触颇深，康有为的“大同”之志并非“造作”，或许真的是有“天降大任，使命在身”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