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张昭军老师

2021年4月13日下午，文研院第十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四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昭军作主题报告，题目是“钱穆经世史学的学术理路——以《国史大纲》为中心的讨论”。第十期邀访学者白玉冬、曹寅、陈瑞翾、杜永彬、黄晓春、李肖、马里扬、马忠文、聂溦萌、孙承晟、吴真、吴华峰、徐永明、余旸、赵明昊，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钱穆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勤奋也是最多产的学者之一，出版著作近百种。《国史大纲》写于抗战时期，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

张昭军老师先是概述了钱穆的学术风格和《国史大纲》在他学术生涯中所处的重要位置。他着重指出，钱穆治史含有深切的现实关怀和思想用意。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的时代环境下，《国史大纲》以新史学的形式承接并活化了中国传统史学的通史致用精神，可作思想史读。报告集中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经世之作，《国史大纲》是如何从历史学角度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以回应时代的挑战，其特色和意义何在？

一、从现实中找问题，从历史中找答案

1931年日本再次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陷入了近百年来最为严重的危机。卢沟桥事变后，局势急剧恶化。“国可亡，而史不可灭。”救亡图存成为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最为紧迫的任务，也是时代给史家提出的重大课题。教育部要求各大学将中国通史设为各院系一年级的必修课，却找不到合适的教材。

张昭军老师表示，钱穆先生编纂《国史大纲》，对时代需求有清醒的认识。围绕民族救亡这一根本问题，钱穆先生提出新撰通史至少负有三项任务：第一，《国史大纲》要揭明历史真相，告诉国民我国家民族生命活力之所在，让国民认清中国为什么不会亡。第二，《国史大纲》要为民族把脉，查明病原，为有识之士革新现实指明方向：中国的问题在哪里？该从何处入手？第三，由认识而了解，由了解而生感情，让国民自觉醒悟到“我该怎么办”。但增进历史文化认同、唤起爱国感情，不能托之空言。钱穆先生的方案是借助历史，让国民认识国史真相。

径言之，《国史大纲》的问题意识来自于现时，答案则返求诸历史。就此而言，该书饱含着作者在民族存亡关头对中国命运的沉思及未来出路的探索，体现了史家以历史学方式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独特运思。

二、 文化本位

张昭军老师表示，《国史大纲》以历史学方式解决现实问题，与同期著作相比，有两点表现得较为突出：一是坚持从民族文化本位出发；二是秉持整体观念，采取融会贯通的诠释路径。

钱穆《国史大纲》的创新之一，在于它引入了近代义的“文化”概念，并以文化为本位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国历史，从而与当时以革命或现代化为取向的通史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国史大纲》以民族文化为本位，文化成为该书的共通对象、架构与灵魂。具体包括三层含义：第一，历史、文化、民族三位一体，政治、经济不过是文化的要目；第二，历史的生命和民族的灵魂在文化，在文化精神；第三，中国的“生力”在文化，出路也在文化。钱穆的文化本位论以新人文主义为核心，比较缺乏胡适式的启蒙主义和科学精神。换言之，《国史大纲》是一部充满中国式人文主义色彩，而不是从近代科学出发而写成的著作。该书的得与失，与此有一定关系。

从历史到现实，钱穆《国史大纲》无不采取文化本位，从文化入手，视文化为最根本的东西。文化本位是钱穆建构其学术体系的基石，是论证其观点“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的大前提。清楚了这一点，也就容易理解《国史大纲》的思想主旨和逻辑结构。

三、整体观念

《国史大纲》的又一特色表现在对历史的笃信和坚守。钱穆《国史大纲》对现实问题的回答，以中国文化为本位，换言之，即以中国历史为本位。他将历史与现实视为统一的整体，而不是以现代性为中心，否定国史的价值。其思维方式是由上而下，自古而今，循着时间先后做通体的研究。张昭军老师提出，钱穆先生坚持从历史出发，擅长运用从中国自家传统中体贴出来的思想方法。其中，“融会贯通”作为一种学术理念和思想方法，在钱穆《国史大纲》中占有重要位置。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开化较早且未尝中绝，这是举世公认的一大特殊现象。若能合理地揭示出“广土众民”是如何抟结凝聚为一国一族，“历史悠久”为何没有中断，一定意义上说就找到了中国“生力”之所在，也可给当时的中国指出一条出路。钱穆从融会贯通的角度予以了解答：横向地看，中国由融会而壮大。钱穆认为，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民族、国家和文化，都是不断融会、壮大而成的；当下的中国仍处于融会、壮大的历史进程中。纵向地看，中国因贯通而持久。中国人自先秦时代确立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理想，五千年来都在为实现这一理想日进月迈，奋斗不息。中国是靠文化、和平的方式发展壮大起来的。

钱穆先生从融会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可大”的“生力”所在，从贯通的角度来回答中国“可久”的“生力”所在，与他提出的文化本位论，相得益彰，共同支撑起了“国史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这一核心论点。《国史大纲》一书所呈现的中国历史是和平的、可爱的，对于未来的看法是乐观的。可以想见，在亡国论和悲观论弥漫的战争年代，时人读了该书后的感受。由认识而了解，由了解而生感情，钱穆用《国史大纲》回应现实诉求，实现了预期目标。

四、意义与启示

报告最后，张昭军老师以钱穆《国史大纲》为例总结了历史学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论意义及启示，并以坐标系统为喻阐述了历史研究的价值所在。

到抗战时期，近代中国人的坐标系统发生两次大调整。第一次大调整发生于甲午战争前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以世界性眼光重审中国，突破了相袭数千年的华夏中心主义。他们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到了中国历史文化身上，强调中国历史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进而提出了师法西方的革新方案。到20世纪30年代，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的独立和复兴，成为现实诉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以民族文化为本位，运用整体观念，建立起了一个中国历史解释系统。这个新坐标坚持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出发，其理论方法予人启发。

第一，表现在时间轴：以长时段之历史，观短期之当下。中国历史的刻度长达五千年，以五千年度量当下的数十年乃至百年，其走势变得可以把握。当下之变局，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波折而已。以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和平进展，观察时下的抗日战争，战争结局和中国未来可期。再者，与以现代性为本位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不同，钱穆强调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一体的、一贯的。将传统与现代置于时间轴上考察，现代亦可以说是活着的传统，根本未动，元气尚在。以长时段历史为坐标，中国的前途可以判断。在抗战最为艰苦的阶段，钱穆《国史大纲》能予人以必胜的信念，力量来自悠久的历史。

第二，表现在空间轴：以历史理性重估现代性的价值。在空间轴上，前现代的历史理性与当下的现代性构成了某种平行空间。从历史的视点看现实，历史就具有了认识、反思和评判现代性的意义。犹如“革新派”要求以当下所理解的现代性为标准，对传统做毫不含混的“价值重估”；钱穆站在民族文化的本位上，在吸收外来思想的同时，也在重估现代性的价值。从钱穆身上，我们可以感悟到中国传统/古典学术对现代性霸权的反思和批判意义。《国史大纲》从历史出发解决现实问题，以大历史观为坐标定位现实，言人所未言，确实有其独到处。

文研院副院长杨弘博为张昭军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