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1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三十一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文研院第三期访问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副教授胡鸿作题为“通往华夏之路——六朝南方山区的历史进程”的演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叶炜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评议。
讲座伊始，胡鸿副教授引用前人童恩正的研究，从自然环境的角度对南方进行概念界定。他认为，南方指秦岭—淮河一线以南、横断山脉以东的广大地区，气候为亚热带和热带，水系是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农耕方面以水稻种植为主、农渔猎并重，动植物资源丰富；交通方面水网密布，船的作用较为突出。南方可分为华南、西南与岭南，本次讲座所涉及的南方主要以长江中下游的南方为主。童恩正在《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指出，公元前三千纪左右，北方为旱作农业，集中居住，战争和不平等社会现象比比皆是。相较之下，南方则以稻作农业为主，分散居住，处于部落社会晚期。受地理环境、信仰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南方在进入原始社会晚期之后便进入停滞状态，人口规模和社会复杂程度开始落后于北方。以水稻种植为例，南方在土地和水利方面都有一定的条件限制，未能达到技术要求。
胡鸿副教授
随后，胡鸿副教授以表格的形式将中国南北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对照。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南北处于平衡期；而公元前3000年至2500年，中原处于衰落期。自公元前2500年开始直至安史之乱（750年），总体上讲北方处于优势地位。唐代后期到北宋，南方得到极大发展，南北再次进入平衡期。北宋灭亡后，中国进入南方优势期，这一状况持续至今。而在六朝时期，北方处于优势期，且这种优势已持续较长时间。
胡鸿副教授继而从史料出发就中原人对南方的印象进行分析。首先，在田土与物产方面，《尚书·禹贡》中说扬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荆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在《禹贡》中所列举的田等前六名均是北方，南方都在末尾。从贡品方面来看，北方对南方有着极大的需求，同时也对南方物产有很深的了解。其次便是“南方不饥”的印象，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再者是南方人的“卑湿早夭”。《史记·货殖列传》云“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南史》也说“南方卑湿，三十已衰”。
鲁西奇曾强调中国历史的南方脉络。他认为，南方传统汇入统一王朝有几大关键节点：一是六朝－隋唐时期，唐代最初以关陇集团为主导，却在发展中不断南朝化；二是十国－北宋时期，十国保存了较多唐代制度，并最终影响了北宋；三是南宋－元明清时期。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应揭示南方的独特性、主动性和建设性。
在讲述了南方文明的独特性之后，胡鸿副教授转而分析南方山地族群的特征。他首先展示了中国的语言地图，并借用罗新的“海洋与孤岛”这一比喻来说明历史推进中的语言变化情况。现在，少数民族语言似乎是“孤岛”，而在过去，汉族语言可能才是“孤岛”。南方山地族群的文化更为分隔、多样，语言演变也较为复杂，类似于文化龛（cultural niche）的状态。虽然《礼记·王制》说“南方曰蛮”，但在“蛮”的内部依旧有较多区别，礼仪和发饰亦可成为判别族群的标准。
中国语言图
南方山地族群在环境方面可概括为山居深险。《后汉书·南蛮传》说“槃瓠……好入山壑，不乐平旷。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实是南方山地族群在为自己的居住地寻求合法性。而《抱朴子内篇·登涉》说“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祸害。故谚有之曰，太华之下，白骨狼藉。……入山而无术，必有患害”，可见山居的危险性。
在政治方面，南方则可被概括为不被统治的艺术，詹姆士·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中分析了东南亚地区的山地人群——他们不仅逃离国家，还设法在山中防止重复建国的进程。中国的秦汉时代，除了西南云贵高原的酋邦（滇、夜郎），南方其他地区仅存有中小规模的政治体，且首领是推举出来的，不采取世袭制，也因此不具备极大的强制力。
《逃避统治的艺术》 詹姆士·斯科特（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ment, by James C. Scott）
在明晰了南方山地族群的相关特点后，胡鸿副教授进而推进至王化与山险的层面进行分析。所谓“华夏网络”，即以州郡县等军政中心和交通线组成的网络，进而还包括在此地理空间网络中流通的物资、信息、文化以及政治权力。在帝国中央权力的统一调度下，可以在某一结点集中广大区域甚至整个网络的力量。如果说北方的历史以农耕和草原的互动为主，那么南方便是山区和平原的互动为主。
华夏网络
胡鸿副教授认为，“华夏网络”分隔了南方山地，且这种分隔可分为三方面。其一是分隔包围，这种军事行动成本较低。由于山与山之间的联络不及山与平原之间紧密，一旦山中出现紧急情况，周边平原可以联合起来迅速包围。其二是进一步阻碍大规模高级政治体的形成。其三是加剧山地经济的不自足性。
一段时期内，盐曾为国家专营。南方部分地区缺乏盐，因而需要同国家交换才能获得。“聘物以铜与盐”，在西南地区，盐一度算作较为贵重的物品。即使是在产盐地区，盐亦可被强力占据而无法获得。刘禹锡《莫徭歌》中又说“市易杂鲛人，婚姻通木客”。可见，即使是距离文明较远的木客和鲛人，也依然需要同地上的经济体进行交换，“无所逃乎天地之间”，这也正是中国与东南亚河谷邦国的不同之处。
中国主要盐矿分布
接下来，胡鸿副教授分析了六朝“华夏网络”断裂与华夷关系的局部逆转问题。随着时间推移，南方郡县网络日渐稠密，帝国重心也逐渐南移。依据常理推断，在六朝时期对于山区的管辖应处于加强趋势，然而从历史上看，夷夏格局却并非如此——山地族群势力（山越、蛮、獠、俚）更加强大，一度在局部的华夷力量对比中占据优势。针对这一矛盾，胡鸿副教授提出了两点自己的看法。
其一，“华夏网络”的断裂使得山区周围的平原不再能互相配合。“华夏网络”需要各州郡县的结点在交通地理方面相互顺畅联络，且要求各结点（尤其是距离集中点较为近处的结点）拥有支援他处的人力、物力及意愿。而在网络断裂时期，山地族群获得了壮大的机会。以柤中为例，习凿齿《襄阳记》中记录“柤中在上黄界，去襄阳一百五十里。魏使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万余家屯此。分布在中庐、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陆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谓之柤中”，而《三国志》称“（建安二十五年）秋，魏将梅敷使张俭求见抚纳。南阳阴、酂、筑阳、山都、中卢五县民五千家来附”。“魏将”一词说明，梅敷原已接受魏的官职，此时改投孙吴。八年之后，周鲂伪叛以诈诱曹休的密笺中提到“陆议、潘璋等讨梅敷”，可见梅敷又成为魏将。从地图上看，柤中具有独特的战略位置，一旦平原交通路线断裂，山中通道便极具优势，能与各方保持交通和政治上的联系——这便是梅敷得以在魏吴之间反复的资本。
其二是山地人群内部政治体的演进。由于“华夏网络”断裂，各方争相拉拢山地族群。南北朝授予山地蛮人首领的官爵名号不断升级（如太守、郡守、刺史等），财富赐予亦倍增。而帝国的这种介入则改变了山地人群的政治组织形态。一方面，通过授予官号和印绶，帝国逐步将周边族群纳入到华夏主导的政治体系中。《续汉书百官志》云“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对比汉廷颁发给匈奴的印绶，我们可以发现，匈奴的印绶刻有本族官号，而对于山地族群的印绶则并未以汉字音写其原本称呼（如“汉夷邑长”、“蛮夷邑侯”等）——其实是将汉族的政治体系赋予山地族群。另一方面，外来的政治体也加剧了内部的阶层分化，使得等级区分强化。在华夏政治进入山地政治体之后，其内部也出现了两种分化：一是生熟分化，即一部分接受帝国的印绶和赏赐，一部分则“不沾王化”；二是熟蛮上、中、下级的分化，即下层熟蛮在归附后渐渐成为编户或奴婢，负担逐渐加重，失去最开始轻赋役的优势，而上层熟蛮的政治地位却不断上升。
“滇王之印”
“吴蛮夷邑君”印
值得注意的是，华夏化并非不可逆，而是一条“双行道”。当国家赋役加重、灾荒饥馑时，一些人会逃亡成为生蛮或熟蛮；而当赋役优待时则可能归附，其他如蛮酋归附、战争俘虏等情况亦可能使其编户化，进入平原地带农耕。
随后，王铭铭教授对此次讲座进行评议。他认为，胡鸿副教授以中国丰富的个案回应了斯科特的研究，内容丰富而精彩。同时，他也提出了三点看法或说问题：其一，从讲座内容来看，华夏化似乎变成一个负面的概念，而讲座题目似乎隐含了推崇之意。其二，胡鸿副教授的研究与华南学派的研究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华南学派讨论的是士绅和民众的流动，而胡鸿副教授则关注民族政治体制间的横向空间关系，不仅是上下之间的国家和地方的关系，似乎把华南学派的研究推进到了更早的时代中。其三，胡鸿副教授是否能从本地经验中提出一个同“并接结构”对等而又不同的概念？
王铭铭教授
胡鸿副教授回应了王铭铭教授的质疑。他表示，自己虽研究但并不崇拜华夏化。材料均为华夏的知识精英所书写，研究者只能从中寻求山地族群的侧影。华夏化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很难为后者判定好坏，它对于不同群体的影响亦有不同。其次，华南学派中亦有对于族群问题的关注，如对于海岛的关注就与陆地中的山地存在某种相似性，二者的研究也有许多相通之处。民族史的后半段也会涉及士绅和民众的流动问题，但是在前半段，相关材料较为有限。胡鸿副教授希望可以在未来涉及唐宋时期的地方石刻、文献等问题，而不仅仅局限在客位研究。再者，胡鸿副教授表示，比较理想的模式是在通行的文化之下保留其他并行的文化，就像官话覆盖下的方言那样维持下来。
提问讨论环节，胡鸿副教授与王铭铭教授就中国是否曾存在过平等社会、羌人与南方山区族群的对比等问题一一做出解答或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