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
夜晚的莫高窟像个沉睡了千年的老人，神秘、静美。从1963年大学毕业到现在，樊锦诗已经在这里呆了整整42年。她说，她喜欢晚上到这里来走走，因为没有了白天的嘈杂和喧嚣，夜幕下的莫高窟显得格外宁静、圣洁。
访谈：
樊锦诗：我老说一种魅力，一个极大的吸引力在吸引你。愿意留下，死心塌地地留下，现在就上升到一种责任、一种使命。敦煌研究院，很重要的一个任务。第一任务是保护，保护不好真是千古罪人。
解说：
在大西北的这片荒漠里，敦煌莫高窟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这美轮美奂的石窟艺术记载着中华文化曾有过的无与伦比的辉煌与璀璨。这里是飞天的故乡，佛教的圣地。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著名画家常书鸿先生放弃大城市里的教授职位，带着全家来到敦煌莫高窟，守护这个埋藏在沙漠里的文化宝藏。正是受到常先生精神的感染，1962年，还是北大考古专业四年级学生的樊锦诗在老师宿白先生的带领下，来到了她心中神秘的敦煌。
访谈：
樊锦诗：我第一次来实习，我当时不太理解，我很复杂的感情。
主持人：第一次来不理解？
樊锦诗：不理解，但是我很尊重他们。因为他们能在这儿待下来，他们都是大城市来的，他们能待下来我当然很尊重他们。但是他们怎么能待得住，这我当然并不相信，我只是很尊重他们，觉得他们很了不起——他们居然能待得住。
主持人：您第一次来，最让您觉得难以相信的是什么？
樊锦诗：最不愿意相信的，说起来不要笑，这个地方没卫生设备，我作为一个女孩子，我最不能接受。有一天晚上上厕所，全副武装穿好出去，出去以后走到侧门，门开着，再出去上厕所，出去一看黑乎乎的一个，耳朵就是这样。我说他们说这儿有狼，它是不是知道这里面有人。这门口是不是狼呢？把我吓得赶快回去了，把门拴上。我就赶紧回去，那一夜就没睡好，你想憋着尿，还想外面有个狼。早晨实在憋不住，以为早晨起来狼也走了，爬起来一看还在这儿，一看是个驴，自己给自己吓了一次。所以刚来的时候，大城市到小地方来也闹笑话。
解说：
1938年，樊锦诗出生在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籍杭州，从小在上海长大。尽管敦煌的生活环境让一直在大城市生活的樊锦诗有些始料不及，但是当毕业分配，常书鸿所长点名要她去工作的时候，樊锦诗还是选择了敦煌。
访谈：
主持人：但是当时来的时候有没有想，这次不是实习，这是分来的？当时有没有想，我这一辈子我就在这儿了？
樊院长：没有。开头没有那种思想准备，我在这儿呆一辈子，根本就没往那儿想。我会走的。我的男朋友在武汉，他分到武汉大学，我们同班同学。
解说：
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后，樊锦诗被分到考古组。
时间一晃过去了两年，男友从武汉到敦煌来看她。这是他们自毕业分开后第一次见面。
访谈：
樊锦诗：1965年，他来看我，说你去甘肃敦煌干什么？哦，他们同事就恍然大悟，你去看飞天去了。记得那段日子吗？记得。我们一起去爬沙山，在山上还照了个像。我们两个坐在那里很高兴，我的想法就是让他看，这是我干工作的地方。你看多好，这洞多美啊。每天都看，看不厌，其实我很肤浅。对这个洞的认识，我的理解就是让他看。
解说：
整整八天的时间，樊锦诗带着男友几乎看遍了这里的每一个洞窟。很难分清，写在脸上的兴奋和快乐，是因为恋人的到来，还是因为莫高窟那难以言说的美。
访谈：
主持人：当时没有谈过你们什么时候结婚，谁去找谁，这样很现实的问题吗？
樊锦诗：没有，因为还没结婚嘛。
主持人：您我不敢讲，但是我相信他来看您的时候，他心里也一定会想，这次去应该谈一谈结婚的事了。
樊锦诗：他想没想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我们好像是心照不宣，肯定我就是他的，我们肯定是一对。
解说：
尽管什么也没说，但是当男友的汽车慢慢消失在茫茫戈壁滩上时，樊锦诗还是感到了从没有过的孤独和歉疚。
1967年樊锦诗和男友彭金章结婚，同时开始了他们的分居生活。
这里是离莫高窟不到50米的院史陈列馆，那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职工只有48人，大部分都住在这里。
同期声：
我原来就住在这里，老大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文革十年，工作调动的事根本谈不上。樊锦诗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正是文革初期。她本来准备去武汉待产，可是产假却迟迟得不到工宣队的批准，临产前还被迫下地劳动，结果导致孩子早产。
访谈：
樊锦诗：出生一个礼拜了，也没有衣服。
主持人：孩子出生一个礼拜没有衣服？
樊锦诗：没有衣服，就拿我的棉袄给他一包。那个棉袄是透风的，当时我的奶水也不够他吃，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主持人：这边没做任何准备？
樊锦诗：没做任何准备。我生孩子，我家里知道我马大哈，把小孩的衣服买来寄到武汉。
解说：
一直在武汉等着樊锦诗的丈夫在收到儿子出生的电报后，不得不日夜兼程，把早已准备好的衣物一担子从武汉挑到了敦煌。
访谈：
樊锦诗：我先生连鸡蛋到小孩衣服挑到这儿。到处找医院，小孩才穿上衣服。
主持人：那时候您心里怎么想？
樊锦诗：我心里很酸，我觉得这孩子太可怜了。我也是太差了，我衣服也不会做，我也没准备。
解说：
孩子还没满月，丈夫的假期就到了，不得不离开敦煌。樊锦诗白天得上班，孩子没人带，被送到了农村老家。
直到文革结束，樊锦诗一家依然是分散在各地，大儿子和丈夫在武汉，小儿子在农村老家，她一个人在敦煌。白天工作忙忙碌碌，但只要一闲下来就会想念远方的爱人和孩子。
访谈：
樊锦诗：人家都回家了，星期六、星期日非常安静，你说没感到孤独、寂寞，绝对是感到过的。我有时候开玩笑，附近九层楼就在这儿，那挂着铃铛，风一吹叮当叮当。有个电影叫《古刹钟声》，我们说这就是“古刹钟声”。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太艰苦。也有很着急的时候，特别有时候，想丈夫是一回事，特别有了孩子以后，想孩子最多了，连做梦也在想。
主持人：这时候怎么办呢？
樊锦诗：就是想想了。就说我的性格，反正过几年会解决的吧。
解说：
然而，当文革结束，工作调动的事可以解决的时候，樊锦诗却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这大漠戈壁里的莫高窟了。
访谈：
主持人：您在这些年当中，可能是处于矛盾或者犹豫状态。
樊锦诗：犹豫矛盾很多年，大概犹豫了十几年。但是越犹豫，这个重心往敦煌越来越偏。为什么呢？就觉得我走是解决家庭。去干什么呢？也许到武汉大学当教员，也许到湖北文物单位搞文物工作。但是觉得到那儿去搞文物规律，好像没这个有意思。越来越觉得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地方需要我们，那个地方不见得需要我们。
主持人：这个地方需要你，但是这个地方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具体的人或者很具体的什么东西，实际上可能还是您需要这个地方？
樊锦诗：我对它需要，因为我对它有感情了，越来越有感情，所以慢慢想就觉得，刚来哪儿坏了好了，跟我没关系，我学考古，跟我没关系。时间一长，这个地方坏，我们就好像很关注，就跟原来不一样了。
主持人：像您自己家里的东西？
樊锦诗：就像家里一样。家里如果一个很心疼的东西今天打破了，我很心疼啊；孩子病了，我当然很着急啊。
主持人：实际上这个时候，您应该会有一个过程，就是逐渐理解这些老一代人，他们为什么会呆在这儿。应该有个逐渐理解的过程。
樊锦诗：理解。慢慢就觉得，这儿也很好，一方面我被这个艺术吸引，一方面是被这些老先生感动。他们也劝我别走，我们想办法把你老公调来。他们也是孩子都不在一起的。他们能待下，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继续做这些事。所以我也很复杂，一个自己对这个有感情，一个是工作方面也有兴趣，再一个前辈们给我们做了榜样。他们保持了敦煌，他们弘扬了敦煌。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主持人：就是实际上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种虽然说不太清楚，但是还是有一种吸引力在吸引你。
樊锦诗：我老说一种魅力。一个极大的吸引力吸着你。很多人都这样，一些老先生，你像常院长，段先生他们来的时候，有的比我还小，20岁左右。然后来了以后，一辈子默默无闻，被打成右派，还继续去画画，还是一笔不苟的画。他就觉得这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没有这部分，他就没支撑了，而且他画的时候也是在跟古代的艺术家交流。震撼在哪儿呢？奥妙在哪儿呢？神秘在哪儿呢？就是他们的工作，就是用他们的青春，用他们的年画，一点一点地。现在都年老了，80岁、70多岁，还想着敦煌，还要回来。他就觉得这是他真正的家。
解说：
1986年，已经在武汉大学工作了23年的丈夫调到了敦煌研究院。在结婚20年之后，他们一家终于在敦煌团聚。这一年，樊锦诗48岁。
访谈：
主持人：最终决定要到这边来，把家搬到敦煌来是谁做的决定？
樊锦诗：我先生。他其实也不愿意，他创办了个考古专业，他也有了感情。我们两个也抬了几次杠。他说总得有人走嘛，他的意思是我走。那我说，你不是也可以吗？我后来越来越体会，我老说彭先生确实是一个大好人，他还是为了考虑到我的感情，考虑到我的爱好，成全我，他把他的爱好放弃了。
主持人：本来是一个来到这儿以后，要离开这儿的人，结果不仅仅自己没有离开，还把自己的先生拉过来扎了根了。
樊锦诗：就是敦煌的魅力了，再加上自己有感情，他有魅力我有感情。老一辈人也希望我留下。我先生他也没有什么后悔的，他就是有一个，但是我们也不多说。一说起老二没有大学本科毕业，他总觉得很遗憾，我当然更觉得内疚。我们自己是学校出来的，总希望他多学一点，觉得这是因为我没有很好在他身边，没有好好照顾他，使他受到损失，这是我造成的，这个我一辈子也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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