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系列讲座

北大文研讲座99

“制度”如何成为了“制度史”？

时间

10月16日（周二） 14:30

地点

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地下报告厅B101

主讲人

侯旭东（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评议人

刘后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主持人

孙正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内容简介】

20世纪以来，各种以××制度史为名的著作颇多，制度史成为史学的一大分支，学者追溯其源头到《通典》，甚至《周礼》。仔细分析《通典》杜佑“序”以及李瀚的“序”，却将所编撰的“经国礼法程制”称为“人事”或“事”，加上书中收录的诸多前人议论，让我们重新思考“制度”与“制度史”。古人所谓“制度”，最宽泛地理解，大致可概括为时人行事所依托的惯例，包含多层次内容，有圣人所立的规矩，也有各朝常行的规矩，还有治国方略，亦有一时之制或权制，除公认的圣人之制外，均可因时因势因人而损益。直到《四库全书》这类著作也只是归入“政书”，同样是用作为政的参考。

“制度”地位跃升到人/事之上，发生在20世纪初年，目前找到的源头有二，一是梁启超《新史学》对《通典》的看法，二是清末新政改革学制，规定的大学堂章程中“文学科大学”史学课程。清末以来，特别是甲午战败、戊戌失败、庚子事变以后，变法改制成为新式读书人中广为接受的想法，清廷亦被迫实行新政，改旧立新。

两股力量相合，“制度”成为时人关注的重要议题与变法或论证不同道路的重要根据。围绕政体、官制、土地制度、家庭制度等展开辩论，为改革旧法亦出现了对传统法制的系统研究，此间亦出现了“制度决定论”的看法，相信一旦采用新制，所有问题便全盘解决颇为流行。这些都无形中突出了“制度”的地位与作用，目前最早见到的制度史著作是关于“法制史”的，应与新政中法制改革相关。民国以后，不少革命者、立宪派进入各种教育机构任教，将这些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制度史亦是产物之一。这等于赋予了“制度”某种独立的本体性地位，这其实是与“制度”在历史中所呈现的状态有距离的，需要回到人/事关系中去认识制度的实态及其变化。

【学者简介】

侯旭东，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与出土文书简牍，近年主要关注古代国家的形态与运行机制。出版《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2018）、《近观中古史》（2015）、《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2005）与《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1998/2015）、论文六十余篇，译著数部。

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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