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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岁末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国。医护人员冲锋在前，病人的生死、同胞的安危，无不牵动着我们的心。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将推出一系列文章、笔谈，围绕和此次疫情以及历史上类似公共危机相关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复杂成因及后果，进行分析和反思，也将尝试在古今中外相关的历史经验中，从人类曾经的各种灾难与危机中寻找镜鉴。
年初以来，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葛兆光老师一直在东京大学访问。最近他将过去的一些随笔，集结为一本集子，题为“到后台看历史卸妆”。他将对这一书名所作的题解，以及其中的一篇《以“国家”的名义》授权我们发表，希望引起大家的思考。特此感谢。
葛兆光教授为文研院学术委员，2017年秋季学期特邀访问教授，也是“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活动主讲人之一。
到后台看历史卸妆 一本随笔集的题解 文 | 葛兆光
现在是2020年的2月，我在日本东京。编辑来信说，这个随笔集需要一个书名。
用什么做书名好呢？还真没想好。原本这是给北岛主编的《今天》杂志专门编的一个专辑，专辑可以杂拌儿，也不需要有题目。现在要让我取名，让我很为难。近来心头时时笼罩的，是国内疫情，不仅让人心忧，让人哀伤，还总让人看不透云遮雾掩的真相。说到“真相”，不由得就想到，历史学者肩上的责任，仍然是在寻找“真相、真相、真相”。一百多年前，世界历史学大会上充满自信的这个历史学宣言，尽管在如今后现代潮流质疑下，寻找真相这一意义受到了冲击，可我还是觉得它仍然需要坚持。毕竟中国还是在现代的延长线上，并没有一跃而进入后现代。
现实的真相总是被政治遮掩，历史的真相也常常被需要所伪装。胡适所谓“历史是一个随人打扮的小姑娘”，说的并没有大错。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两面，一方面它告诉我们过去发生的真实故事，揭示曾经有过的爱与恨、剑与火、血与泪，提醒后人谨记教训；但另一方面也常常会粉墨登场，演经过权力粉饰过的肥皂剧，赚取观众的眼泪、同情和服从。所以，有良心的历史学者不仅应当讲述真实的故事，而且有必要到后台，去探看卸了妆的历史。也许，那时看到的历史才是没有乔装打扮，没有矫情说教，没有编造剧情的“真相”。所以我总觉得，历史学家的责任之一，就在于到后台看历史卸妆，或者去帮历史卸妆。这份工作，学术一点儿说，叫做史料批评或者文献考证，而文学一点儿说呢？就可以叫拆穿伪装或看透纸背。
于是，我把这部随笔集起名为《到后台看历史卸妆》。它并不切题，也不能概括内容，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盘旋在我心头的，一直是真相，至今历史学家需要做的，也是寻找真相。
2020年2月于日本东京大学
以“国家”的名义 文 | 葛兆光
壹 读历史书，书上总是说唐帝国多少大方和自由，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总是很留恋那个自己很酷很阔的时代。
那个时代的自信和骄傲，使唐人觉得中国就是整个“天下”，多少有些不把四夷放在心上，把自己的家门大敞开着，还说这是“海纳百川”。一千二三百年前，日本使臣和僧侣到中国来，除了好吃好喝好招待之外，临行时总是送一堆书，儒经也有，佛典也有，连那些不那么能登大雅之堂的《游仙窟》甚至《素女经》、《玉房秘诀》，也随便他们抄回去。并不觉得这就被偷窥了国家机密，也不觉得这就丢了上国斯文，倒总觉得这是“以夏变夷”。只有一回例外，就是在吐蕃日益强大，弄得唐帝国寝不安席的时候，一个大臣于休烈上过一份奏折，叫《请不赐吐蕃书籍疏》，但是好像也没有下文，该送的照样送，大包小包，看看当年日本人自己编的《将来书目》，就知道这种“文化馈赠”在唐代是多么大方。
数十年的阴影笼罩下，过去的自信和大方，统统变成了谨慎和紧张，只是口头不肯多说，害怕一言成谶。
贰 这个时候，有人意识到书籍不能大方地送人了，知识不能随便的外传了。理由呢？据说是为了“国家”的安危和尊严。
最早是至和二年（1055），有名的欧阳修在《论雕印文字札子》中，相当郑重地请求朝廷下令，禁止雕印有关文字，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怕传到北方的辽国。据说，当时汴梁有人刻印了宋人的文字，“多是当今论议时政之言”，里面有很多朝廷的内部消息。欧阳修说“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另外呢？据说有的文字不那么高雅，说是怕“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编集，有误学徒”，实际上是怕北方的辽人小看了大宋，丢了国家的体面。欧阳修的建议结果如何？我没有考察。表面看来，理由相当正当，事关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体面，不能不小心。
几十年以后，元祐四年（1089），也算是欧阳修的学生吧，那个有名的苏辙出使了一趟北方，就在《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里说，我们大宋的民间印刷品，“北界无所不有”，其中“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图，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漏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意思和欧阳修差不多，大概是应他的呼吁，第二年也就是元祐五年（1090），礼部就下了禁令，“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
于是，唐代的宏放和自由，在事关安危的背景下换成了小心翼翼，天朝的大方和豪气，在不太自信的心境中变成了惴惴不安。
叁 小心翼翼也罢，惴惴不安也罢，当国家毕竟还是同一秩序下的生活空间时，这种小心和不安都很有理。不过，道理一旦越界，事情马上就变味道，知识分子为了国家安危和尊严出的主意，反过来却授政府以柄来钳制言论。
他们也许没有想到，以“国家”的名义可以堂堂皇皇，也照样可以用“国家”的名义夹带私货，特别是怀有某种不良意图的执政者越俎代庖，把这种正当行为延伸到了文化领域的时候。就在这份元祐五年（1090）的礼部令中，借着对敌国的担心，执政者便暗度陈仓，顺手就控制了本国的知识和思想空间。禁令中说，不仅“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就连“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评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而且“候印讫，送秘书省”，这口气，这腔调，让人想起马克思所说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官。
肆 想想最可悲的是，本来是士人的建议，最后钳制的是士人自己。
以“国家”的名义，政府有了对思想控制的合法权力，于是，关于出版的钳制就越来越严厉。举两个南宋的例子，一个是对于自由思想的控制，庆元二年（1196），国子监建议，读书人要以《语》、《孟》为师，不能传习语录，应当禁止这些语录出版，免得这些“欺世盗名”的理学家思想坏了人心，所以要把《七先生奥论》之类的书统统销毁。一个是对政治新闻的管制，像南宋绍熙四年（1193），朝廷下令销毁各种小报，因为它“始自都下，传之四方”，把各种本来只让官方知道的消息，像章疏、封事、程文，甚至“官员陈乞未曾实行之事，先传于外”，搞得民间的小报比官方的朝报还受欢迎，因此朝廷只好下令销毁，把新闻大权统统收归自己，规定只有官方朝报才可以报道消息。
其实，辽和金从两宋的印刷品中，未必能刺探到多少军情政事，只是在这种小心、不安、紧张和焦虑中，不仅仅文化气象上唐人的大方，生活世界中唐人的自由，渐渐换成了宋人的拘谨和专制，而新闻、出版和言论的自由，在宋代也被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合法地取消了一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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