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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院自创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跨学科交叉合作，为知识积累和思想创新提供学术支撑。近年来学界不少新著出版，其中一些书的想法或在文研院萌生，或曾在文研院得到了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学者的反复讨论。2020年，文研院微信公众号设立“新书推介”栏目，对和文研院有关学者的学术出版情况进行追踪和介绍。

本期新书推介栏目，我们介绍近期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黄庭坚书学研究》，该书由文研院第九期邀访学者、暨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志平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2020年秋季学期，陈志平老师在文研院驻访，期间修订了本书，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再版。我们在此转发该书简介，及杭州师范大学方爱龙教授撰写的书评《陈志平和他的<黄庭坚书学研究>》。

文研院长期关注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并支持相关学术活动的推进。陈志平老师在文研院驻访期间，也曾组织策划“书法史研究的材料空间”论坛，详情请关注文研院微信公众号后续发布的论坛纪要。

作者：陈志平

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

目录

陈志平和他的《黄庭坚书学研究》

方爱龙

陈志平博士所著的《黄庭坚书学研究》在近年出版的书学研究专著中是最值得推荐者之一。在我的阅读视野里，这是一部内容详实、考述严谨、观点鲜明的关于书法家个案研究的深入之作，在广度上有拓展创新，在深度上有掘进发明，不仅对我们年轻一代的书学研究从业人员有较强的启发意义，而且较好地在书学研究领域与其他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特别是文史领域）之间架构了一条学术对话线。

黄庭坚是横跨诗歌与书法两大文艺高峰的文化巨匠，古往今来，黄庭坚也一直是热门的研究对象。这自然是合乎逻辑的正常的文化研究现象。陈志平以后起学者的身份选择“热门”，不惟需要一种勘破“前修未密”的学术能力，更应抱定一种力求“后出转精”的学术责任。从陈志平的已有成果看，他显然具备了这样的学力，并实现了预期的目标。

陈志平从1998年就开始了他的黄庭坚研究，至2006年《黄庭坚书学研究》一书净稿刊行，整整为之付出了八个春秋，其中包括了两度学位论文均以黄庭坚书学为主题的寒窗六载的硕、博研究生求学经历。而在2002—2006年间，陈志平先后于《书法研究》《书法丛刊》《中国书法》《书法杂志》《书法之友》《收藏家》《文史知识》《广东社会科学》《暨南学报》《中国韵文学刊》等刊物上发表了10余篇有关黄庭坚的学术论文。拿他自己的话说：这八年里“与黄庭坚可谓形影不离”（《黄庭坚书学研究》旧版后记，P352。注：以下页码均为旧版）。天道酬勤，陈志平的系列成果迅速在黄庭坚研究和书学研究两个方向上得到同行专家认可，并获得了较高评价。仅就他的书学研究成果而言，2004年以《从黄庭坚悟入“字中有笔”的媒介看他的“以禅入书”》一文获“全国第六届书学讨论会”二等奖，2005年以《论黄庭坚诗、书创作的相似性联系》一文在“岳安杯第一届国际书法论坛”获得一等奖。而《黄庭坚书学研究》正是陈志平以他的一系列前期研究成果为根基，在同题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又经二年有余的时间复加精审细核修改而成，得到了文史研究领域权威学者的嘉许与推荐，列入中华书局“中华文史新刊”丛书加以出版，甫一新出，即于2006年获得了中国书学研究领域的最高荣誉“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一等奖。

旧版《黄庭坚书学研究》，封面为欧阳中石先生题签

显然，陈志平的《黄庭坚书学研究》是以视野新颖的学术方法和多见发明的考辨阐论而赢得了同行专家的肯定。该著的主体内容分为三大板块：上篇“黄庭坚书论研究”，重点梳理了黄庭坚与“文字禅”的关系，同时详细论述了黄庭坚书论中“韵”、“俗”、“意”三个概念的禅学意蕴与文化内涵；中篇“黄庭坚书法创作研究”，针对黄庭坚书法创作中把握笔墨的特殊方式及其书风的形成与演变展开论述，同时对黄庭坚“字中有笔”的创作方式和诗、书一体的独特表现进行了专题研讨；下篇“黄庭坚书事、交游和作品考证”，则主要就与前面两大板块内容相关联的一些具体事例作些交代和补充，提供一些背景材料，并就一些具体问题作详考细绎。此外，按照学位论文的总体要求，前出“导论”，后出“结论”，再出本研究课题的其它基础性补充材料作为5种“附录”：一，《〈黄庭坚全集〉杂考》；二，《山谷词系年考证商榷》；三，《黄庭坚武昌行实综考》；四，黄庭坚书学研究论文目录；五，参考文献。出版之际，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汉语史研究专家董琨先生，作者的良师益友、书法史论研究专家张天弓先生，欣然为之作序，并从各自的学术视角给予充分肯定与勉励。

详阅该著作，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陈志平对于“黄庭坚书学”这一研究课题，是抱着虔诚之心，投入勤谨之力，而自信地展开深入有序的研究工作的。

陈志平有敏锐的学术眼光。首先，作者是在自己已有的学术积累基础之上，摸清了当前黄庭坚研究的整体现状，掌握了有关黄庭坚研究的主流学术成果，作出了自己的学术判断：晚近以来的黄庭坚研究存在着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即有关黄庭坚的书学研究与其他方面的研究有着明显的脱节现象，而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有二，主观上是各自领域的研究者缺少沟通和互相借鉴，客观上是各自学问领域的研究思路与叙述语言存在差别。其次，作者通过对当前已有的黄庭坚研究成果的解读，既注意到了有关学者就宋代儒学的转型对黄庭坚书学的影响所取得的一定成果，也觉察到当代学者对黄庭坚书学与禅学的关系揭示不足，而这恰恰是深入研究黄庭坚书学所须突破的一大障碍。在这一点上，作者的学术思想非常明确：黄庭坚是他那个时代将书学和禅学结合得最好的人物，不对黄庭坚书学与禅学的关系展开研究，或在黄庭坚书学研究中不能正确深入地理解他的禅学思想，就无法窥见黄庭坚书学思想的精髓。正是有了如上的学术思考，作者敏锐地探悉到黄庭坚的哲学思想已经渗透于他对诗文书画的思考和探索之中，成为黄庭坚书学和诗学相互连接的纽带。因而，陈志平知难而上，颇具学术眼光地选择了这个以“文字禅和黄庭坚的书学”为核心的研究课题。

黄庭坚《诸上座帖》局部

陈志平有新颖的学术方法。尽管目前的成果是以《黄庭坚书学研究》为题的专著，但陈志平显然不愿作成一种面面俱到的学术综述式的“大著作”，而是精心经营，使之成为一本每个章节都能体现出自己或大或小的思考与发明的“小书”。尽管这样的选择使自己的研究过程变得艰辛，需要有很大的学术突破的勇气与能力，但陈志平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将目前的黄庭坚书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有效拓展，从而使自己的学术成果在黄庭坚研究领域里赢得应有的“对话”资格与机会。陈志平最终切入到了一个新的学术视角——跨学科的综合交叉研究，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学术目标。从大处着眼，全书以黄庭坚书学成就为中心，在掌握大量语料和作品的基础上，尽可能沟通禅学、诗学与书学的相互关系，特别是在书学与禅学的关系上作出了深入探研。从小处着眼，对每个相关论题，都能依据翔实的史料作出具体的分析，不囿陈见，不随时流，不著空言，不行枝蔓，围绕中心而力求有所发明，时而辨伪订讹，时而据理出新，于微细处一一可见其谨严的治学态度与明确的学术结论。

陈志平有严肃求实的学术态度。这首先表现在他对这一研究课题的整体框架的把握与阐论内容的选择上。陈志平十分细心地注意到了近年来的黄庭坚研究新成果，从书学研究和综合研究两方面进行分类解读，在书学研究成果方面，既注意到了徐邦达、傅申、水赉佑、曹宝麟等前辈专家的成果，也注意到了黄君、张传旭等中青年学者的成果；在综合研究方面，既关注到了黄宝华、刘维崇等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在黄庭坚评传类著作中所作的书学探讨，更注重陈用正、莫砺锋、钱志熙、杨存庆、孙昌武、周裕锴等黄庭坚研究专家从诗歌、哲学、文化等研究领域所作出的综合性阐论。陈志平很清楚，这些专家学者的成果既是自己的研究基础，有着或大或小的启发意义，也是自己研究课题的参照标杆，可以衡量自己的学术成色。基于此，陈志平在展开黄庭坚书学研究这一课题时，紧扣“书学与禅学”这一立论核心，重史料钩稽，也重理论思辨，重研究基础，更重学术出新。

陈志平老师在文研院邀访学者论坛上

全书的论述采用了由大及小、由纲及目、由面及点的“倒叙”式结构，即首论黄庭坚的艺术思想，次论黄庭坚的艺术创作，末论黄庭坚的书事、交游、书作。其因果关系，原本应为书事、交游、书作是构成艺术创作的具体事例，而艺术创作又是展现艺术思想的具体行为。在我看来，作者作出如是“倒叙”式的考论安排，必定有其为文之道上的严格考虑，即不愿把笔墨过多地铺陈于具体事例上，尽管他在具体事例的考证上已经付出了极大的心力，并取得多处考论出新的学术原创点。作者的学术志向是要构建一种全新的黄庭坚书学研究模式，即深入探讨黄庭坚书学与禅学的关系，而这一学术命题恰恰必须建立在全面深入地考量黄庭坚的哲学、诗歌等其他成就与思想的基础之上。为此，陈志平抓住主线，在就黄庭坚书论展开论述时，首先是从黄庭坚对“文字禅”的论述入手，揭示了北宋“诗文书画一体”论的形成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禅的生命哲学和诗文书画的结合最终促使了艺术的哲学化，传达个体的“心之妙”成为诗文书画的共同要求，进而阐述黄庭坚的“援禅入书”的真实内涵。通过对黄庭坚书论的大量解读后，陈志平抓住了“韵”、“俗”、“意”三个核心范畴，展开了从禅学意蕴到文化内涵的深度剖析，并对“箭锋所直”、“抖擞俗气”、“木人之喻”等等典例给予联系书学的合理解析，以质朴的语言表现出精彩的逻辑思辨能力。在就黄庭坚书法创作展开论述时，以苏轼的“三反”之评为导线，以佛禅思想为枢纽，偈语妙珠，机锋迭出，揭示了黄庭坚书法创作中理性的一面。关于黄庭坚书风的形成与演变的讨论，以交游行历为明线，以参禅学佛为暗线，互相缠绕，实际上是对黄庭坚以草书为中心的创作观念实现先后转变的大考察，看似平常，其实已经与一般的书学论述拉开了距离。专出一章而就黄庭坚的“字中有笔”之论作出阐述，更是抓住关捩之举，作者认为“字中有笔”是黄庭坚书法创作的纲领，它包括书法创作中一切以“微妙”为指归的手段与效果，是黄庭坚贯彻了禅悟的精神而能用“法眼”观照世间万象、发现“妙理”并熔铸于他书法中的结果。陈志平明确提出：“黄庭坚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艺术家，他的理性使得他的诗、书存在着内在表现的要求和感性显现之间的矛盾。”（P172）因此，他以理性的学理思考与复杂的文献分析为依据，将黄庭坚一生所表现出的复杂多样、奇妙丰富的诗、书风格特征，一一剖析，最后概括为六个方面的“共通性”，认为“奇、健、拙”更多体现了黄庭坚的理性追求，而“清、妍、和”则更接近于黄庭坚的感性方面，黄庭坚是在有意和无意、法则和直觉之间苦心经营着他的艺术。所以，陈志平选择了从黄庭坚诗、书的“行布”这一关节出发，进一步揭示了黄庭坚诗、书一体的风格特征，得出的考察结论是：“黄庭坚第一次将‘行布’一词通用于诗书画，正是看到了诗书画在实践中的共通之处。‘行布’和‘韵’一起，成了北宋‘诗文书画一体’论形成的两个标志。”（P189）行文至此，全书所暗含两个核心论调“文人是黄庭坚的本色”和“黄庭坚书法的基本风格是‘清劲’”就得到了合情合理的揭示。

黄庭坚《致<景道十七使君>》帖

陈志平有着勤苦兼洽、善思明辨的学术品格。陈志平以自己身跨文学、书法两肩的学力讨论黄庭坚这样一位诗、书巨匠，这不仅仅是一种自我挑战，而更应是出自一种心灵深处的向往之情。正是有了这种欲与先贤作一心灵沟通的向往之情，所以他在讨论黄庭坚的诗歌与书法的相似性联系（一体）时，引论频发而无寻章摘句之嫌，自然作论而似香象渡河，使人读罢掩卷而眼前依稀是黄山谷、苏东坡与释惠洪、释惟清等人相聚谈禅论艺的灵活景象。所有发论，均给出了古代的文献依据与自己的逻辑推断，言无妄论，句不虚出。尤其重视了诗论、画论、书论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重视了佛教哲学与艺术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重视禅宗之趣与宋人尚意的根本关联。不仅借用了“草蛇灰线”、“景语”、“隐括典故”、“意象”等等文学评论核心词汇，也使用了“穿插”、“顶真”、“拆字”、“颠倒”等等这样的修辞学专门术语。诸如此类的考论，细致新颖而颇具说服力，对于考察黄庭坚书风的形成与演变具有关键性的意义。陈志平正是基于这些考察，结合黄庭坚在《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中的自跋，兼及黄庭坚参禅学佛的经历，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黄庭坚书风的形成与演变的三大阶段。

陈志平扎实的考证能力和良好的学术品格，在“下篇·黄庭坚书事、交游和作品考证”中得到了具体而集中的展现。在约占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里，作者梳理了若干史实与事实，对前文（尤其是中篇中的核心章节“黄庭坚书风的形成与演变”）作出了有效而必要的补证，按照作者的话说是对“一些关节点”作出更清晰的交代。比如，对于黄庭坚早期书法的成名问题，陈志平是以黄庭坚与苏轼的早年结交为中心而展开考索的，得出了一系列的结论：“黄庭坚早期书法的成名是因为他诗歌创作带动的结果，同时与一些人为因素有关”（P211）；“黄庭坚因书法而得名，大约在元祐二三年左右，是学苏轼书法的结果”（P213）；“黄庭坚如日中天的诗名是他的书法获得时名并广泛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P214）；“黄庭坚正是用他在作诗过程中培养起来的敏锐洞察力发现了他书法的不足，这当然可以看作是他的作诗带动了书法在理论上的突破”（P215）。又比如，作者认为确定黄庭坚学习草书的开始时间对于研究山谷草书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而当前的黄庭坚书法研究“或者忽视这个问题，或者语焉不详”，于是从黄庭坚“学周越草书”这一关节点入手，以黄庭坚与黄斌老的交游为中心，细加钩考，得出了黄庭坚“学草当始于二十三岁左右”（即治平四年前后）这一新见（P215），同时指出黄庭坚中年以后“对周越草书俗病的反省是得力于苏轼与钱穆父的指点，时间在元祐初年”，而“将自己的俗病归咎于周越，主要原因在于周越名声不好”（P218）。再比如，有关黄庭坚草书发展中具有转折性意义的“见到怀素《自叙》真迹”这一标志性事件，传世的山谷老人相关自述文辞中并未曾明确时间与地点。陈志平则从宋人笔记、题跋等第一手材料出发，对有关史料又持以“不可尽信”的学术立场，明确区别了黄庭坚在蜀中见到怀素《自叙》真迹和得草法于涪陵是两件互无关联的事情，从而得出了“笔者以为山谷见到怀素真迹应在元符三年（1100）”（P221）、地点则为蜀中“石扬休的眉州老家”这样的可贵而明晰的新见。在这一前提下，作者又结合对传世黄庭坚草书名品的“线条”考察，进而提出了黄庭坚正是从对怀素《自叙》真迹的观摩中，“领悟到怀素书法的真髓即在于‘笔实’，并进而贯彻到自己的艺术实践中，从而使自己的书法进入一个新的境界”（P225）。

怀素《自序》帖局部

陈志平还用了约8000言的篇幅，就“黄庭坚与宋代笔制”、“黄庭坚与鸡毛笔”这两个专题展开了考论。在作者眼中，这绝对不是两个可有可无的话题。作者充分认识到了宋代笔制转变对北宋书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黄庭坚正是“北宋笔制转变的重要见证人”。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对文房名物的考述，而实际上，作者通过文献梳理，竟然为我们解决了后世有关“诸葛散卓”、“无心枣核”两种笔制的若干讹误已久的问题，清晰地告诉读者：第一，宋代散卓可分为“有心”和“无心”两种，唐宋时代颇受文人追捧的“诸葛散卓”是“有心”笔，“诸葛散卓笔的看家活主要体现在顿心著副上”，而“‘无心散卓’不是诸葛氏的擅长，更不是诸葛氏的首创”（P228）；第二，史称“枣核笔”者，实际上是一种笔心粗粝的“无心”笔，又称“无心枣核笔”，“从（黄庭坚等人）‘无心枣核笔’的提法可以看出，‘枣核笔’绝对不是因为笔中有枣核状物而得名”（P229）。最后的着眼点是要告诉我们，在苏轼与黄庭坚之间关于择笔的分歧中，作者分明觉察到了其中有着“透露了北宋书法风尚悄然转向的消息”（P230）；而崇宁年间黄庭坚贬往宜州与岭南“鸡毛笔”结缘，客观上导致了山谷老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在主观精神世界里产生了“对古人‘不择纸笔而皆能如志’这一境界的向往”（P232）。

陈志平的学术关注点始终是力求出新。比如在下篇第二章“黄庭坚与同时代书画家交游考”专题里，作者围绕“禅”与“艺”二字做文章，一方面考察了黄庭坚与同时代的丛林书画僧的交游情况，另一方面考察了黄庭坚与北宋书法名家的交游情况。而在就黄庭坚与北宋书法名家的交游情况作一考察时，作者竟然“遗忘”了苏轼、米芾这两位比肩黄庭坚的同时代最大名家。为何原因？作者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我们在通读全书之后，依然可以理解陈志平的学术匠心。我想，陈志平大抵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者是为了避免重复行文，因为有关苏东坡、钱穆父、李公麟等人与黄庭坚的关系一直是贯穿全书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米芾与黄庭坚的交游非常有限，黄、米二人在艺术上的相互交流与影响也不深刻，二人之间在艺术见解上的关系也已经在“黄庭坚的‘字中有笔’”一章中得到相对集中的讨论。更为主要的一点是，前辈专家曹宝麟已经撰有《米芾与苏黄蔡三家交游考略》一文（参见《中国书法全集·米芾卷》或《抱瓮集》），相关考论详尽细密，后出实难转精，移论已无意义。于是，陈志平的决断是选取几位较少为人关注的书家加以考论，如是方为有益于黄庭坚书学研究之举。关于下篇第三章“黄庭坚书帖考”，因为前辈学者水赉佑等已经从事了较为精审的考订，因而作者更有自己的明确原则，即“只是选取前人未曾考订过或虽已考订而未为确论的部分作品进行考证”（P264），为此全章涉考者凡十二题，主要是就新近披露的孤本《凤墅帖》卷十一中摹刻的黄庭坚书札和若干传世墨迹而展开，所涉考者从元丰八年（1085）至崇宁三、四年间（1104、1105），而这已经是可以涵盖黄庭坚传世书迹的最大时间跨度了。其于涉考书帖，先出释文并作句读，在简要解说了该帖的书迹摹刻或墨迹流传以及历代著录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然后以本幅书帖内容为指归，以黄庭坚行踪为基本依据，复以已经确考的黄庭坚相关书帖为参照，互相印证，对书帖时间（系年）、发书地点、受书人氏等一一给予考订，结论落实，令人信服。

一般来说，一位学术研究的从事者是否成熟，或者是否已经成为一名专家型学者，可以从他（她）是否已经有了明确的学术研究方向上来作一个判定。陈志平以八年之力专攻黄庭坚书学研究，并藉此为中心兼及北宋名手李建中、林逋、周越、沈辽、释梦英等书家书事书作的考论，进而向整个北宋书法史和文化史领域拓展。而《黄庭坚书学研究》之于年轻的陈志平，自然还仅仅是一个课题和一个阶段的小结，其中已经充分展示了他以文献为基本依托的开阔学术视野、以求真为治学宗旨的良好专业素养以及充满思想的史论研究能力。这实在是令人为之欣喜的高起点。

以上是我关于《黄庭坚书学研究》的读后感，也算是我向诸位读者作一推荐的理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