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09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考据、口述与田野——以那清绪口述为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定宜庄主讲，文研院第六期邀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邱源媛研究员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小萌研究员和文研院第六期邀访学者、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刘志伟教授评议。本场讲座是“质性研究：重塑中国社会科学的想象力”系列讲座之一。

讲座伊始，定宜庄老师介绍本次讲座的重点内容是质性研究方法以及定宜庄老师对这种方法的体会。质性研究方法本来属于社会学领域，但对于作为史学研究者的定宜庄老师也有很大的启发：首先，研究者本身也是“研究工具”；第二，重视动态的“历程”而不是结论；第三，采用多种研究方法，这意味着多元视角；最后，以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为主要研究方法，尤其重视建立情境脉络。

接下来，定宜庄老师以那清绪访谈为出发点，通过具体的故事进行阐释。在最初做田野的一批案例中，定宜庄老师1993年8月在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进行田野工作时发现存在一支自称是拜音达里后裔的辉发那拉氏家族，在世的仅有一名年近八旬的老人那清绪。1994年那清绪来京看望侄子，定宜庄老师与她见面完成访谈。在1993到1994年末的一年半时间里，那清绪给定宜庄老师写了五封长信，信中讲述了那清绪家的历史、生活的过程和那清绪的感想。从口述历史的角度，定宜庄老师做了田野、口述和地方文献三方面工作。

具体到历史，明代女真分为海西女真、建州女真和野人女真。海西女真最强盛的有乌拉、哈达、辉发、叶赫四部，其中辉发部最后一位部落长名为拜音达里。努尔哈赤崛起并统一建州女真诸部后，发起了对海西女真四部的兼并战争，海西四部曾进行顽强抵抗，但终被努尔哈赤逐一击破，这一过程长达数十年。四部中辉发部第二个被灭亡，据清代最重要的满族官书《满文老档》记载，1607年努尔哈赤围攻辉发城，俘获拜音达里父子并诛杀。但那清绪在信中认为，拜音达里父子被杀的结论和辉发那拉氏家史所传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那清绪结合家世祖传与多方面的考证，分析国史与家史间的矛盾，并对当地县志否决辉发那拉氏为该县原始满族住户的理由进行申辩。那清绪认为，拜音达里面对战争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了隐退出走、归隐山林。

定宜庄老师指出，需要从多个角度看待这一故事。从官方文献的角度看，《满文老档》对灭辉发部的记载过于简单，《朝鲜宣祖实录》只记载辉发部大败而没有提及辉发部首领的情况，且乾隆帝东巡诗有“逾盟徒事营三窟，不战惟劳举一戎”的句子。定宜庄老师认为，官书虽存在一些疑点但并不能说明问题，因此需要实地考察。从实地考察的角度看，通过两次考察，定宜庄老师发现辉发所居的呼尔奇山城极为险峻，易守难攻。拜音达里据有三重城池且拥兵过万，即使如清朝官方史书所说内失民心、外失信义，也未必会被轻易攻取。第三，从考古发掘报告的角度看，辉发城中遗存主要在明代，与历史记载相符，且辉发城并没有发现过火的痕迹，说明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城里没有发生残酷的战争。各种线索都指向一处，即拜音达里很可能确实没有与后金在辉发城发生血战，而是弃城出走。这其实还可以分析出两种可能，一是拜音达里只带了部分人众出走，在努尔哈赤攻取辉发部时城中还有人在负隅顽抗但不是对手。另一个可能是拜音达里走后，这个城池便随之荒弃，努尔哈赤得以不战而夺人之兵。定宜庄老师认为，无论是否能够找到更多线索，也无论清史是否需要修正和改写，这都是一种引人入胜的叙事。事实上，对任何历史事件的书写，本来都应该不止一种结论与声音。

接下来，定宜庄老师进入对那清绪口述的意义的讨论。定宜庄老师指出，口述史提供了一个可以“用”的思路和进入的途径：口述正如袋子一样可以装入各种丰富有趣但“不入流”的材料。定宜庄老师尝试着把那清绪的故事装入口述史这个袋子当中，并且进而发现，在我们遇到无法归类到任何学术门类之中的、却又无比生动、鲜活的人物和故事时，口述史大有用武之地。然后，定宜庄老师探讨了“历史学本位”的问题。口述史虽然称为“史” ，实际却主要起因于人类学、社会学等专注于“当下”的学科。事实上，田野调查也是如此，这本是对史学家的一个重要的挑战，却往往不为实践者所意识和认知。首先，关于当下的口述访谈，口述与田野其实都只是进入某个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方式，而不是一个学科本身。解决史学问题的时候，可以同时用口述、田野和文献等多种方式，而田野工作的关键问题是上下文（context）。虽然相对于传统的文献档案，口述可以成为另一个视角，但目前大量人力、物力投放在将口述用来做正统的、传统的题目，乃至成为口述史的主流。譬如致力于做名人传记、名人口述，这种情况在口述史方面比做田野更明显。一种新的研究方式，不一定就会导致新的范式和新的史观，更惶论“颠覆”。其次，关于作为补充史料的口述史，定宜庄老师认为某些口述旨在补充一些历史真相。如果将口述历史看作是史料的一种，那么既然对所有史料都必须要鉴别真伪，对于口述史料也是如此。

定宜庄老师也谈了对口述史的几点思考。目前流行的口述访谈，重点多放在被访者本人身上，了解的是他的人生经历、心态和感受，以及他受某个相关历史事件的影响和思考。很多访谈固然也会涉及他的祖先、他的出身，但往往只作为背景。作为史学家，定宜庄老师也关注人们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是怀着怎样的目的、又如何利用这样一个史实来编故事，这样的故事反过来又对这些编故事的人自身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总之，定宜庄老师意在对故事如何借助历史影响到活人的生活又借助活人的解读变成了活的历史的现象进行阐述。

那清绪写给定宜庄老师的信件

图源：定宜庄《最后的记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具体到那清绪口述，定宜庄老师从以下几个层次介绍了其意义。

第一，集体传记与个人口述。集体传记关注任务群体而非个人，那清绪所述个人经历、对自己家族的独特记忆，以及为了让家族历史不至永远湮没而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作为满族妇女中的一个典型或者说口述史中的个案，本身就很富吸引力。

第二，将口述放入历史的脉络中。口述史的宗旨本是让不掌握话语霸权的人有发声的机会，所以关注的大多是大事件中的小人物。那清绪的口述则反之，其重点在于小人物背后的大的历史事件是历史人物。这样的口述所牵出的历史内容既复杂、庞大和沉重，也极为有趣和生动。那清绪口述关涉的海西四部在八旗中的地位、与建州女真的关系等都是八旗制度中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以往对于叶赫部研究较多，其它诸部尤其是辉发部较少，这有可能是一个可以深入的方向，史学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可能存在的方法与宗旨上的回归到传统史学的问题，定宜庄老师认为不必拘泥于领域与原则，重点在于解决问题、做出成效。定宜庄老师指出，将传说故事变为一个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并不容易，将记忆变成可以引证的历史记录更有太长的路要走。

第三，定宜庄老师最关注的一点是作为历史与现实之间媒介的口述史，这是口述的真正意义。那清绪的口述说明，数百年来存在没有被纳入八旗制度的一部分人，将“非旗满洲”作为对满洲形成过程特征的探讨也是将口述及民间文献材料纳入正规学术研究的一个尝试。问题不止于此，应当注意在拜音达里后裔问题经过几百年后，那清绪在这个时间特别将这个问题提出来，这背后有大的时代背景，即民族识别工作重新开启后的恢复、更改民族成分的浪潮。其中汉族改报满族的比例尤其高，那清绪便是其中一例。

最后，定宜庄老师也谈道，那清绪口述也指出了修史的要害，也即从多元的视角看，不仅要用胜利者的视角讲他们的成功，更要用失败者的视角做历史叙事。让失败一方说话也是口述与田野最能发挥其功能之处。

定宜庄老师

刘小萌老师在评议中指出，过往主流口述研究往往集中于有权势财富的人物，但定宜庄老师的研究取向更值得提倡。定宜庄老师以那清绪口述为例，探讨了史学研究的文献考据、田野调查与口述文本间的关系。本次报告体现了口述史研究引人入胜的特点，并以此为切入点考察史学研究的方法。定宜庄老师把官方文献、实地考察与考古发掘报告结合做出独立的分析。关于定宜庄老师对口述史方法论的反思，刘小萌老师认为当代口述史研究间存在很大差异，仍处于探索阶段。定宜庄老师从小人物看背后的大事件是一种新颖的方法论，口述作为历史与现实的媒介并最终回归历史也带来重要的启迪。结合自身研究，刘小萌老师认为田野调查与口述材料能够带来新的视野与史学研究的新材料。关于辉发部未入旗与拜音达里出走的情况，刘小萌老师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即辉发部被努尔哈赤灭亡后作为残部逃入山林。此外，辉发部虽然相关史料较少，但也存在一些家谱材料可以结合进行补充研究。关于辉发部对清朝统治的态度，那清绪谈到“气节”，但也可以在辉发人的历史记忆中找到其他多样化的例子，而那清绪作为“在野”的家族后人，她的记述有其价值。刘小萌老师也对定宜庄老师回归史学本位的方法表示赞同。

刘志伟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定宜庄老师的口述与田野经验与自己的研究也有很多共鸣。关于定宜庄老师在报告中提及的辉发山城，刘志伟老师也认为中国各地的山城、部落等需要在了解中国史与重新书写中国史的过程中加以重视。无论真伪与否，那清绪的讲述对历史学者重新思考中国历史的结构与叙述方式非常有价值，而定宜庄老师将口述与满文记录历史对照的方法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定宜庄老师的报告为将战败者的历史作为重建中国历史的线索与思路提供了非常好的例子，有助于将战败者的声音纳入历史的视野与理解中。关于历史学本位的问题，刘志伟老师认为，尽管口述历史与文字历史都不尽可信，但历史学家的人物就是在不可信中追求建立起可信的历史。相较于相对稳定的文字历史，口述历史的变动性更大，背后体现出上下文语境的问题；并且，口述历史正因其可变，反而能够体现出文字历史不能取代的特别用途。正如文字历史的版本研究，口述历史的流传与变动在史料鉴别时也值得注意。口述史料在与文字史料的互证过程中，除了有证实的作用也有证伪的作用。对于口述史料的意义，刘志伟老师认为，我们不仅要看到现代人或是史学家怎样用历史事实来表达当下述求，也要看到对每一个时代不同的人，历史知识、历史观念和对历史的理解等都是其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要对小人物有足够的同情，回到民众的立场做历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