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5日上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37期在线举行，主题为“语言的流动——全球史视野下近世欧亚大陆东部的翻译浪潮（约1200-1850年）”。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勒敦分校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来臣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主持，日本成城大学经济学部教授陈力卫、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教授王宏志评议。
讲座开始，孙来臣老师首先指出“近世”一词就是西方学者所使用的 “early modern”（待以后专门研究），接着他阐释了本次讲座的主题。本讲中的欧亚大陆东部主要指东南亚、东亚地区，强调全球视野，比较研究。关于翻译的重要性与深层意涵，孙来臣老师引用威廉麦克尼尔和季羡林的话，指出历史变化的主要动力是异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翻译是文化交流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
孙来臣老师紧接着介绍了本研究的构思过程。首先，他指出全球史历来重视物品（瓷器、农作物、白银等）与人员 （移民、奴隶、学生、使节、间谍、商人等）的流动以及科技思想的传播。物质、人员以及语言都是知识传播的媒介，但均需要借助翻译才能完成交流。
传统历史研究并不重视翻译史研究，全球史研究历来强调不同文明、文化、民族之间的联系，但对翻译史问题却注意不够。如卜正民在《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中提及国际贸易中翻译的重要性；帕特里克·曼宁在其编撰的全球史著作中也开始涉及翻译问题。从全球范围内看，学者们更关注西欧的翻译问题，较少注意亚洲。这次讲座将主要聚焦对亚洲翻译史的新思考，试图对传统的国别翻译史、“翻译研究”进行对话，运用多学科、多角度囊括东南亚和东亚等地区，形成全球视野。 目前，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翻译史研究（即“历史转向”historical turn），但还需要“大地区转向”（supra-regional turn）和“全球史转向”（global historical turn）。讲座也强调注意“比较翻译史”：既重视亚欧之间、又重视亚洲各国之间的“深入”比较；既重视西风东渐对亚洲翻译的有力推动，更重视来自亚洲内部的巨大活力。历史学家Peter Burke认为欧洲地区是文化交流中持续、强劲翻译的代表， 但孙来臣老师对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看法表示怀疑，他指出亚洲的翻译活动同样充满活力、持续不断。在探讨这方面内容时需要考虑跨学科方法， 包括历史学、全球史、文学、语言学、翻译研究等多领域。
接下来，孙来臣老师试图对亚洲翻译史重新分期。目前国内已有多部翻译史研究专著，采用中国国内传统分期方式，将公元二世纪到1839年的翻译活动一概称之为“古代翻译”，过于笼统；孙老师将公元二世纪至1200年前后视为亚洲的“古典翻译”时期（classical translation），公元1200-1850年左右为“近世翻译”时期（early modern translation）。近世时期的翻译在广度、深度、内容、数量等方面都大大超过古典翻译时期。近世翻译的动力源泉（drivers behind early modern translation）大致可以归结为七类：其一为由异族(元、清)入侵中国所需的日常行政翻译；其二为上情下达类的行政翻译，目的是让百姓听到政府的声音；其三为外交翻译，例如明清时期的四夷馆与四译馆，服务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外交；其四，为宗教（圣典）翻译，如玄奘所谓“佛兴西方，法流东国”，此类翻译用于儒家、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宗教由西到东的传播，从而使日本、朝鲜、越南、琉球以及东南亚等次生文化国家得以学习借鉴原生文化；其五为科技翻译(农业、医学、军事等)；其六为商贸翻译，最著名的为日本的“唐通事”；其七为文化翻译，包括白话小说等文学翻译。
翻译与“近世性”（Early Modernity， 国内一般称“近代化”）。“近世性”指近代化或现代化的早期特征，根据Joseph Fletcher 的界定，表现为人口增长、节奏加快、城市化程度增加等多方面特征。随着商业贸易与人口流动的增加，信息流动也大幅增加。学者丸山真男、加藤周一以及王宏志均都强调翻译铸就了近代亚洲，那么近世性与翻译有什么关系呢？翻译在近世亚洲发展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19世纪-20世纪早期东亚的翻译与现代化》书影 《日本的近代与翻译》书影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7 [日]丸山真男，加藤周一
岩波书店，1998年
接下来，孙来臣老师以具体例子来说明“近世性”的问题。现代东亚的“言文一致”、白话文运动、普及国语运动的根源都可以追溯至“近世”时期。例如，中国从元朝开始将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越南以及中国周围地区发明字喃，朝鲜于1446年创制谚文，目的都是为了言文一致。
近世各国翻译的目的之一就是普及知识，如元朝贯云石在《孝经直解》中所说：“使匹夫匹妇皆可晓达，明于孝悌之道”，通过翻译使中央政令与思想传达至百姓之中。同样的情形也见于东南亚，如将梵文（Sanskrit）与巴利文（Pali）翻译为缅甸文、孟文、泰文/暹罗文、老文与傣文；把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文（Arabic）翻译为马来、爪哇等地语言；把西班牙语、荷兰语等欧洲殖民语言转换为菲律宾、爪哇等地语言等。
全球史家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在其巨著《奇异的平行》（Strange Parallels，二卷本）中强调近世欧亚大陆政体的发展趋势，包括疆域的扩张、行政效率的提高与文化的整合，而造成这些趋势的多种因素包括人口增加、经济增长、市场扩大、识字率 (literacy) 提高等等。然而，在识字率这一项因素中李伯曼却忽视了翻译在欧亚大陆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故孙来臣老师试图拓展翻译在提高识字率、从而促进行政效率提高与政体整合的作用。例如，由于语言的不同和差异，各国中央政府在向下传达政令的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翻译。而农书、医书的翻译传播了技术，导致了人口的增长；根据韩国学者李泰镇的研究，朝鲜王朝15-16世纪的人口因此而大幅度增长。在1550-1683年亚洲的“战争世纪”中，编撰、翻译兵书对各国战争产生了巨大作用。从这些角度看，可以说翻译就是生产力。
本次讲座试图深度挖掘“翻译”行为，从狭义到广义，从国际、中央到地方，从显性到隐性。孙来臣老师认为可试图拓展现有的“翻译”概念。除了传统定义（主要指不同文明/文化/国家的不同语言之间）外，还包含同一语言内部不同语体的翻译（如古代日语与近世日语、白话与文言、老满文与新满文等等），也不局限于一字一句地翻译，还包括各种自由体例的翻译，如改写、注解、意译与摘要等。只要内容从一种形式或风格的语言转向另一种，就可被称之为“翻译”，即使有些不算严格意义的翻译也可算在其中。
基于以上定义，孙来臣老师将力图在显性翻译(文明、文化交流与国际贸易等所涉及的翻译)之外，挖掘隐性翻译。行政类隐性翻译主要发生在元朝、清朝建立在翻译之上的外来征服王朝中，包括“直解”类翻译(从文言到白话)、亚洲各国“经筵”涉及的翻译、汉文史书编撰涉及的翻译以及国家政令下达涉及的翻译等。隐性翻译包括将汉文口语或外语翻译成文言。例如，东亚国家“实录”或其他记载里的上谕、对话等都以文言写成，在中国其实是由白话“翻译”而来,而在朝鲜、越南、甚至日本、琉球则系翻译本国语言而来。如《大越世纪全书》1390年载：时漏下三鼓，上皇睡熟惊起，以为贼犯御营。及闻捷奏云:“已获蓬莪馘。”//乃大喜，召群臣谛视。百官朝服呼万岁。//上皇曰:“我与蓬莪相持久矣，今日始得相见。何异汉高祖见项羽首，天下定矣。”
张中行在《文言与白话》中曾说：“在文言占上风的时代，对话一般是经过文人的笔就变成文言。”例如，永乐二年(1404)：“武臣边将不谙文理，只用直言俗说使之通晓，庶不误事。他日编入《实录》却用文。”计六奇《明季南略》、《朝鲜王朝实录》中也有类似例子。这些实录将说话人原本的地方口语转换为汉文或文言文，均经历了翻译的过程。此外，“翻译”还应该囊括日本的“训读”与“小儿锦”（中国西北用阿拉伯文解释汉语的文字）、口头翻译（如遍布东南亚的对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演绎，以及基于西班牙文本的菲律宾的民间表演）。
然后，孙来臣老师以一个国家为例说明具体的翻译活动。越南古籍大概分为三种，越南人所写的汉语文言文、字喃语（即在汉字基础上创造的表达当地语言文字）、越南重印的汉文书籍。孙来臣老师更关注第二种，这类文本主要翻译汉语的典籍。所有翻译的文本可以大致分为儒家文献、历史文本、宗教技术与文学文本四类。经典典籍包含儒学、杂学、类书、蒙学、家训、兵家几方面。在宗教文献中，包含佛教、基督教、道教、降笔文，其中佛教占比最多，又分为对经、律、论、注疏的翻译。基督教文本则多译自欧洲语言。例如，18世纪晚期-19世纪早期，越南的知识分子还将中国宗教文本传至近代越南。正是这些翻译活动使中国的民间宗教文本传至国外，并在越南社会生根开花。
在大陆东南亚的其他国家流行一种双语文献（nissaya），即将巴利文、梵文翻译为缅文、孟文、泰文、老文、高棉语逐字或逐句对照翻译。这种翻译从12世纪开始，并于18-19世纪达到高峰。如Andrew Huxley所述，缅甸法典的传播有赖于这种翻译。19世纪末，纯巴利文法典已经残存不多，大多要依赖于双语文献传播法典。
缅甸古籍（nissaya）
此外，朝鲜王朝（Choson Korea,1392-1910）也对翻译高度重视，经常组织翻译活动，如世宗大王（King Sejong）于1443年组织编写的《训民正音》就对谚文（俗语）与文言之间的翻译作出了重要贡献。政府出面组织的翻译活动，将中央政令、儒家经典等传达至乡野妇孺，“命以谚字，反译印处，颁中外，使妇人、小子，无不周知。”
中韩双语《训民正音》（1443）
类似的情形见于日本近世，此时的翻译包括古代日语翻译为近世日语，也包括汉语文言文翻译为近世日语，以及欧洲语言翻译为日语。关于最后一类翻译，日本本土学者研究较少。西语著作中，Rebekah Clements的A Cultural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Japan一书于2015年出版，系涉及日本近世翻译史的首部著作。日本翻译的内容当然也包含军事类书籍，如朝鲜1601年文献记载，“倭贼兵书，孙、吴、六韬、三略,以倭语翻译读之云。”
下面孙来臣老师又举医书和兵书的翻译为例。如朝鲜、越南对中国重要医书的翻译，日本对中国及欧洲医书的翻译，东南亚对梵语、伊斯兰语及西语医书的翻译。上面提到，朝鲜对中国医书和农书的翻译活动甚至直接促进了15-16世纪人口的急速增长。通过翻译医书，并由医生转播医学知识，广大平民得以受益，正所谓：“宜令老医，抄其切于常用者，译以谚文用铸字,印布民间。”
孙来臣老师接着介绍了关于兵书的翻译。在1550-1683年间的“战争世纪”中，在全亚洲范围内有大规模军事战争活动。但由于各国迫切需要将大多数汉语及西语兵书翻译成自己的语言。由此产生了朝鲜、越南对汉语兵书的翻译，日本对中国及荷兰兵书的翻译，晚明中国对西语兵书的翻译，满族对汉文兵书的翻译等等。编撰外语教材与字典与翻译有密切关系，而近世时期也是大量编撰字汇、字典的时代。琉球语-汉语字汇《使琉球录夷语夷字附》即为例证。
线上讲座实录
最后，孙来臣老师再次强调了翻译的重要性。他指出，如果没有翻译，亚洲之间、东西方之间的经典文本以及哲学思想、科学技术等等都无法传播互通。他将本次讲座归结为三点：其一，从翻译史的角度对我们理解欧亚大陆东部的近世历史至关重要；其二，翻译在近世亚洲政府的运作、国家的整合、行政效率的提高与文化的交流中举足轻重；其三，在1200-1850年间， 由于亚洲内部的强劲动力与东西文化汇聚所带来的推动，使得亚洲的近世翻译在广度、深度、规模、数量等等方面远远超过“古典翻译”，形成巨大浪潮，同时也表现出诸多“近世性”。
评议环节
评议阶段，王宏志老师指出，本次讲座的重点在于指出翻译在人类历史中的重要性。翻译研究的学术性讨论历史较短，过去多数学者只注意到翻译的技巧性，而忽视了翻译对人类发展的影响。接着，王宏志老师联系“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背景指出，翻译作为文化活动，与历史背景相关。翻译并非孤立的语言转换活动，而是基于文化背景下的多重因素影响下进行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所有的翻译研究都应该是翻译史研究。此外，讲座还拓展了翻译的定义，将“不完美”的翻译也囊括在内，对翻译采取最广义的定义，又讲述了翻译在近世的动力源泉，关注到行政、商业、宗教等各方面的翻译，但王宏志老师认为，直到今天，这些动力源泉仍在推动翻译。未来的翻译研究可以不局限于国别翻译史，而关注全球视野下翻译的开展和传播。
陈力卫老师指出，1604-1868是日本的“近世”概念，与孙来臣老师在讲座中所采取的概念不完全重合，却又有联系。在此基础上，他对讲座内容补充了三点。其一，讲座中提到了丸山真男与加藤周一在《日本的近代与翻译》中的观点“翻译铸造了近代日本”，该书的原意是指从1854年佩里舰队叩关到1904年日俄战争，这50年间的翻译活动打造了近现代的日本。其二，训读本身就是一种翻译汉文的形式。这种翻译产生出专门用来训读汉文的体例，与日文本身的和文体相对。可以说，日本的文言文体系就是从翻译汉文的过程中形成的。日本思想家荻生徂徕就是觉得训读汉文是翻译，无法深刻了解朱子学的精髓，所以才呼吁直接学习中国人平时使用的白话，导致江户时代中文白话在日本普及流传。日语实际上通过汉文训读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词汇，也吸收了汉文式的表达，充实与完善了日语自身的表达。其三，在讲座中孙来臣老师所引用的日本翻译西方各国文献数据中，荷兰的反而较少。但陈力卫老师认为荷兰文献在日本近世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最多才对。例如，传教士麦都思在巴达维亚传教时，通过荷兰商馆人员拿到日本编的荷兰语与日语的对译词典，将其荷兰语翻译成英语，便编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本《英和和英语汇》，将日本介绍给英语世界（点击查看更多：【文研讲座204】陈力卫：联系东西方的纽带——麦都思在十九世纪翻译史上的贡献）。
最后，李伯重老师作总结发言时表示，本次讲座从全球史框架看欧亚大陆东部地区的交流，涉及广泛。孙来臣老师与陈力卫老师都提到翻译铸造了现代日本，他认为翻译也同样铸造了现代中国。晚清以来，特别是戊戌变法以后的翻译活动对今天的汉语起到重要影响，大量社会政治词汇源自日式汉语。其次，现在全球史研究的初衷是破除欧洲中心主义，但在中国也有汉文化中心主义倾向。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周边国家的盟主国家，与邻国关系密切。受脱亚入欧的影响，全球史主要讨论亚洲与欧美国家的交流，但同时也应注意到中国与近邻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东亚乃至世界的历史都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