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2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267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汉以前的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凤瀚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巍主持。本次讲座为“文明的源与流”系列讲座第三场。
朱凤瀚老师首先介绍了本次讲座中要讨论的两个区域的范围。“中国北方”包括中国东北地区的一部分、向西经过华北平原的北部-内蒙而至甘肃和新疆地区。欧亚草原是指西起黑海沿岸，东至外贝加尔的欧洲草原与亚洲草原地带，乌拉尔山脉以西至黑海沿岸可以称为其西部区域，乌拉尔山脉向东南至天山山脉可以称为其中部区域，其东部区域则包括阿尔泰山以东的蒙古高原至东北平原一带。
朱凤瀚老师指出，不管是古代文明还是现代文明，极少有完全独立的产生和发展状态，中国古代文明虽距其他几大古文明较远，但很早就已经和北方、西方的文明建立了互动关系。学界开展的丝绸之路的研究在这一主题积累了较多成果，但对汉以前的文明互动情况的讨论则有所欠缺。实际上，欧亚草原与中国北方这两个区域间族群与文化的互动源远流长，对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生、发展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次讲座从中国西北地区早期冶金技术、殷墟发现的双轮辐式马车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等三个角度探讨这一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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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草原的分区示意图
源自李刚《中国北方青铜器的欧亚草原文化因素》
一
讲座第一部分探讨了中国西北地区早期冶金技术的出现、发展同欧亚草原和中原地区的关系。“早期冶金技术”主要指公元前二千纪初至公元前二千纪中叶（中国青铜时代初期）的青铜冶炼技术。朱凤瀚老师认为，近年来新发现的位于河西走廊的甘肃张掖市西城驿遗址，对中国早期冶金技术的起源研究有重要价值。西城驿一期，即马厂文化晚期（约前2100至前2000年）；西城驿二期（约前2000年至前1700年），早于四坝文化（分布在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西城驿三期（前1700至前1600年）即四坝文化。同在河西走廊地区的几个四坝文化遗址中，玉门火烧沟、民乐东灰山的年代近同于西城驿三期，酒泉干骨崖遗址则年代稍晚。
西城驿遗址二期和三期的遗物包含碳化的小麦粒和大麦粒，且建有土坯房屋和土坯墙。这些来自西亚和中亚的作物与技术表明，河西走廊地区最迟在约前2000年左右即已与西亚、中亚及欧亚草原地区有着文化的交流。而炉渣、矿石、炉壁、鼓风管与石范等遗物则说明，该地是河西走廊地区一处冶金中心。从已检测的铜器的成分和时间序列来看，河西走廊地区铜器合金成分呈现出红铜-砷青铜-锡青铜发展转化的趋势。朱凤瀚老师认为，这一发展转化趋势和当地与欧亚草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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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墓地出土的四羊首杖头
西城驿二期和三期遗址发现的砷青铜里，砷的含量多在3.5%至5.5%之间，均已符合最佳机械性能的砷含量范围（2%～6%）。朱凤瀚老师认为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砷元素的最佳含量探定、从纯铜到砷青铜的技术转化在今土耳其、高加索和伊朗等地是经历了很长时间才完成的，而四坝文化初起即选择了最佳的砷量比例，这反映出其有可能引入了西亚、中亚的较成熟砷铜冶炼技术。四坝文化青铜器带有较多的欧亚草原风格、遗址中发现了欧亚草原铸铜业经常采用的石范等等证据也支持这一观点。
四坝文化晚期，锡青铜代替了砷青铜成为主要材质。朱凤瀚老师认为，这一转变固然有可能是西北地区冶金工匠的技术改进的结果，但材质的整体变化，也未必是单线进化的结果。已有学者指出，锡青铜的出现并成为主要材质类型，可能与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安得罗诺沃文化系统等早期冶金传统后续的影响有关。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东区的铜器以锡青铜为主要成分，其中含锡量在7%以上（并非锡青铜最好的合金比例）。而酒泉干骨崖墓葬出土的16件锡青铜器中，近7成同样具有较高的锡含量配置，这表明四坝文化锡青铜冶铸技术可能受到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影响。此外，新疆哈密天山北路青铜文化始终以高比例的锡含量青铜为主，与四坝文化晚期才转向锡青铜为主不同，但也与安得罗诺沃文化系统5%-7%的锡含量相异。因此，可以认为天山北路文化冶炼锡青铜工艺也有可能来自类似于塞伊玛—图尔宾诺现象的欧亚草原文化。天山北路文化的墓葬中出现了欧罗巴人种，这一人群的构成情况解释了早期青铜文化在这里得到融合、交流的原因。
综合上述分析，朱凤瀚老师指出，中国西北地区（特别是河西走廊与新疆哈密地区）的青铜器冶炼铸造工艺在出现时间上早于中原地区，且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又明显地受到了中亚与欧亚草原地区冶炼技术的影响，并开启了本地的冶金产业。同时，这一地区也是中国中原地区青铜工艺与欧亚草原、西方青铜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例如，二里头地区出土的砷铜、石范等遗物显示出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的联系，而火烧沟四羊首权杖头采用的分铸法或许与中原地区组合范铸技术有关。
二
紧接着，朱凤瀚老师从双轮辐式马车在商后期的突然出现谈起，探讨殷墟马车与欧亚草原的联系。迄今为止，商前期（约公元前1600～前1350年）没有发现过确切可证明是马车或者马车器具的遗存，故而尚未有资料证明此时商人已可以驾驭马车。但是在属商后期（约前14世纪中叶-前11世纪中叶偏早）的殷墟文化遗存中，发现了甚为完备的双轮辐式马车。
这些马车的遗迹，多以大墓随葬的方式保留下来，例如殷墟西北岗东区商王大墓M1443随葬的车马坑（M1136、M1137）、西北岗西区大墓M1001墓内的车马坑等，在殷墟小屯北地建筑遗址中也有车马坑。殷墟出土的武丁中期的牛胛骨卜辞也记载了将马车用作狩猎与交通工具的事迹，可见马车在当时已成为商人贵族的重要身份标志，贵族墓旁、王室宗庙建筑旁在殉人的同时常要随葬车马坑，这是马车在当时受到格外重视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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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出土的武丁中期牛胛骨卜辞上
记载了武丁与王子同车狩猎的事迹
与此相关联的，墓葬中亦出土了大量的青铜车饰，如镶嵌在舆盘上的龙形饰、軓饰、踵饰以及马颈上的轭首饰。商人拥有了马车之后迅速发展出来精美的青铜车饰，这说明马车制造已经成为商人的重要手工业部门。而从车马坑殉人的情况来看，带有驭马用的弓形器的殉人是商王马车的驭者，他们陪葬品中的兽首刀和其他兵器具有浓厚的北方草原风格。双轮辐式马车在商后期早段突然出现，而且一出现即较为完善，数十年来学者们对此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林巳奈夫、皮格特（S. Piggott）、夏含夷等多位学者指出殷墟马车来源于欧亚草原，而考古遗存也支持了这一说法。殉葬的驭者中有使用北方式兵器与驭马器的人，应当与他们善于驭马、驾车有关。这些线索透露出，殷墟文化早期的车马坑与商后期偏早（尤其是武丁时期）商人与北方族群频繁的战争有关。
商人将都城由今郑州迁到太行山麓的豫北地区，应当与抵御来自于太行山以西、以北的北方族群有关。属殷墟文化晚期的小臣墙骨刻辞还记载商人与危方等族群作战并俘“车二丙”的事迹。因此，可以认为商人对北方族群的战争是他们知道、了解并开始大量仿造与应用双轮马车的来源。需要指出的是，有许多北方族群的人为商人提供驭马驾车的服务，因此对战争的记述并不排斥商人通过贸易交换获得马车相关的技术的可能。
进一步的，北方草原可能只是文化传播的中介，殷墟的马车有可能来自欧亚草原的更远处。在乌拉尔山脉东南—车里雅宾斯克南的辛塔什塔河畔发掘的墓葬出土了5辆双轮辐式马车。与殷墟出土马车形制最为接近同时在时间上早于殷墟时期的马车遗存，则是在亚美尼亚塞万湖南岸的喀申（Lchashen）古墓群中出土的。考虑到马车构造技术的高度相似性和专业化，以及商后期突然开始使用马车，皮格特等学者指出，高加索地区出土的车与商人的车应该并非独立平行发展的结果，公元前二千纪中叶时在中亚和华北地区当存在地理上的文化传播通道：北线从伏尔加延伸至阿尔泰和米努辛斯克盆地，南线从里海、咸海延伸至费尔干纳（今乌兹别克斯坦东部费尔干纳盆地）和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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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第二炼钢厂南部遗址发掘的车马坑
朱凤瀚老师认为，北线直抵欧亚草原中东部区域，可能与商后期时与商人频繁接触的北方族群文化有密切关系，也许更有可能成为这些北方族群拥有近同于喀申双轮辐式马车的通道。虽然对这些北方族群应用马车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但是广泛分布于蒙古高原的岩画描绘了双轮辐式马车画像，这显示双轮辐式马车技术肯定曾由西向东传播，并在公元前二千纪后遍行于欧亚草原东部。据此，可以认为商人在定都安阳后与太行山以西以北的族群的频繁接触（战争、商贸等），是使欧亚草原双轮辐式马车传到商文化圈并得到普及、推广的直接原因。
三
之后，讲座将视线转到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交粹性。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以内蒙赤峰夏家店遗址为代表的文化类型，其前期年代可早到西周早期，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其后期约在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公元前九世纪中叶至前七世纪），分布地域南移于老哈河、教来河流域与努鲁尔虎山，此时其南部与周王朝的北方封国——燕国连接。朱凤瀚老师指出，夏家店上层文化后期遗存可以宁城小黑石沟墓地与南山根石椁墓为代表，而这两处墓地出土的器物鲜明地体现出夏家店上层文化具备多种文化交粹的特点。
其自身的文化特征表现在富有特点的青铜器上。例如：不同类型的曲刃短剑、带管状銎的啄戈、扁平柄隆背刀等；容器类，则有口沿接双半环耳的罐形尖足跟鼎、双联或四联罐。其出土器物中也具有与欧亚草原东部的石板墓出土器物相近的特点。石板墓文化分布于外贝加尔与贝加尔湖一带，南抵蒙古国的中东部，东入中国的呼伦贝尔盟。石板墓多数是长方形土坑墓，上面堆石块，再以竖立的石板围成长方形的框，周围积石。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几”型銮铃、蛇形饰、鸟形饰、匕形器、铜盔等，其形态与外贝加尔地区石板墓出土的器物相近。其出土器物还含有第三种文化因素，即位于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的今图瓦境内的阿尔然王冢所代表的文化。阿尔然一号王冢的年代约在公元前九世纪中叶至前八世纪初，在夏家店上层文化后期年代区间。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的豹形金饰件、銎内啄戈、马衔、马镳等器物，与阿尔然一号王冢出土的器物形态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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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然一号王冢出土豹形金饰件
朱凤瀚老师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有与欧亚草原中部南西伯利亚地区及与中东部蒙古高原其他文化类型相近同的文化因素，这不仅是器物流通及人群交往的表现，而且表明其自身已融合了上述不同文化类型的、具一定区域性的文化因素，在欧亚草原东部形成了内涵丰富发达的青铜文化。与此同时，夏家店上层文化还出土了来自中原与关中的西周春秋时期的铜器，这反映了其与燕国等西周封国之间发生的某种联系，特别是在其仿制的铜器（如长柄豆、三尖足的罐形鼎和中原式戈等）中可以发现中原文化的要素。由上述现象可以推测，西周晚期以来，燕国与中原其他诸国也早已经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族群有过不同形式的联系。出土文物还显示，欧亚草原的骑术在公元前九世纪已由夏家店上层文化族群带到了中国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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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讲座的最后，朱凤瀚老师总结时表示，无论是中国西北地区早期冶金技术与欧亚草原的联系、商后期双轮辐式马车的突然出现，还是夏家店上层文化体现出的多种文化交粹的特点，都表明中国北方在汉以前就与欧亚草原之间存在密切的文化交流和融合，通过草原发生的文化传播的距离远超我们的想象。基于此，应该指出，文明的发展离不开不同地理区域、不同民族与族群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多种文化间的碰撞融合，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与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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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最后，与会学者与现场观众就火烧沟四羊首青铜权杖头体现出的中西文明交流特点、商都北迁与北方草原民族的文化交流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