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7日晚，“北大文研讲座”第286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从书斋到田野——学术人生与学术转型”。文研院邀访学者、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李开元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田天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孝聪，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明珂评议。本次讲座为“田野方法论”系列讲座第七场。

在讲座伊始，李开元老师作了解题。“学术人生与学术转型”，意在强调学术研究不仅是一种探索人类共同知识边界的“公器”，而且也是学者自身思想与人生的一部分。李开元老师将自己的学术历程总结为“从研究到叙事”和“从书斋到田野”这两方面的转型。本场讲座将围绕后者展开。

李开元老师介绍，在2002年《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出版之后，自己陷入了身心俱疲的状态，于是决定暂时脱离学术研究的主流，尝试人文叙事的写作方式，与此同时，走出书斋，希望在田野中开拓一条新路。太史公在《史记》行文中融入自身情感和行迹的写作，一直吸引着他。一次在西安参加秦汉史会议的契机，他与另一位秦汉史专家藤田胜久老师相遇，两人订立了计划，分别补写《史记》的列传和世家，并结伴考察历史现场。“行走历史”的旅程由此开始。李开元老师的首本历史叙事著作《秦崩》出版后，他的导师田余庆先生在推荐语中提及“走出行走历史的理念和风格”，这启发他从实践和理论两方面来讨论自己从书斋走向田野的经历。

一、在田野中寻找秦汉史

李开元老师首先列举了诸多文史学者的田野经历：如李孝聪老师通过实地踏查确认历史地名的方位，王明珂老师安扎羌寨作调查和访谈，李零老师和藤田胜久老师各自重走了孔子和司马迁走过的路，疫情期间病逝的刘统老师则未能走完红军长征路。而在自己的“行走”中，李开元老师最为关注的是历史叙事中所涉及的古城址、古战场、古道路、古遗址。他“行走历史”的典型案例，是从实地考察，到研究论文，再到历史叙事。他的历史叙事三部曲《秦崩》《楚亡》《汉兴》背后，就有大量的实地踏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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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元老师“历史叙事”三部曲

《秦崩》第一章第三节，李开元老师利用刘邦故里沛县的山川背景，描绘出了刘邦性格中游侠的侧面。第二章第九节谈到刘邦在芒砀山的割据，第三章第十二节则来到了秦二世杀害兄弟姐妹之处上焦村。此后章节还涉及漳水边的巨鹿之战，信陵君在开封陈留留下的历史记忆等等。除了专辟一节讲述的历史现场，更多实地考察经历散见于全书行文之中。李开元老师指出，不少历史故事的演变过程都能在实地考察中得到厘清。

李老师随后又分享了《楚亡》写作背后的考察经历。韩信的家乡淮安作为水系之乡的特质，让他理解了韩信历次指挥的重要战役为何均在河水边进行。而“萧何截贤追韩信”时，韩信亡归故乡的路线也自然应当是由北往南。李开元老师还特别指出，古代的地名、道路、城址很多都保留至今，地形也没有太大变化，因此实地考察对于厘清历史文献中所涉及的地理问题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譬如写作《楚亡》时他曾徒步走经子午道，尝试复原“暗渡陈仓”的路线；前往莒县、费县、平邑等地考察，确认了自己在阅读文献后对彭城之战中项羽行军路线的推断。井陉之战和荥阳之战的实地考察，也都为他提供了文献材料难以说明的信息。另外，实地考察过程中还能收集到许多民间流传的历史故事。前往淮阳探访陈胜家乡时，李开元老师就发现陈胜、扶苏、项燕、昌平君等人物的故事在当地都有广泛流传。

《汉兴》中的历史行走，首先涉及白登之围。2019年，李开元老师同藤田胜久老师一同从太原经过代县、雁门关、朔州、大同走到了阳高，期间他确认了白登之围的地点，还意识到被围困的只能是刘邦军的指挥部而非其军队。对西汉长沙国的探访则先后分为两次，第一次是从沅陵、保靖沿河来到里耶、酉阳，第二次是从长沙、醴陵、攸县再到江西萍乡、宜春、莲花。为探究秦始皇巡游和诛吕之变，李开元老师在2014年从成都、汶川一路北上经过北川、青川等地来到甘肃陇南，随后从礼县、天水等地往东南进发，回到咸阳、西安。为了书写历史中的匈奴，他还前往漠北的蒙古。这趟旅程最后凝结为《汉兴》中对匈奴中汉人族群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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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县秦公大墓

二、典型案例：秦始皇第一次东巡

在三部曲的考察和写作历程中，秦始皇第一次东巡的问题是“行走历史”的一个典型案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五次巡游天下。后四次皆是向东进发巡视新并的东方各国，唯有第一次是向西巡视秦国旧土。学界既有的讨论，对文献记载更丰富的后四次关注更多，而第一次巡游的路线仍不清楚。这是李开元老师在写作《秦崩》时遇到的一个疑难问题。

困难之处，首先在于文献记载的语焉不详。《史记·秦始皇本纪》言及此次巡游，似乎仅有一句“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不过，20世纪90年代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被盗一事，为理解此次巡游带来了新的契机。史书记载中，秦国第一代国君秦襄公的墓葬和宗庙都在西县（今礼县）。而礼县发掘出的两座秦公大墓，其中一座可以确定是秦襄公墓，另一座则以第二代国君秦文公墓之说较为有力。综而观之，西县是秦国的第一座都城，也是第一代秦公襄公的墓葬和襄公庙所在之处，也就是秦国的祖庙之所在，在秦国的历史上具有不可取代的重大意义。由此，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李开元老师初步推测，秦始皇第一次巡游天下，可能正是到西县祭祖告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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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发掘现场

为了验证这一推测，2014年8月，李开元老师与藤田胜久、金秉骏两位老师一道进行了一次跨越四川西部、甘肃东部、陕西西部的实地考察。考察为期九天，“秦公大墓和祭祀遗址”便是考察主题之一。结合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李开元老师推断秦始皇第一次巡游天下的主要目的，就在于祭祖和告庙，向列祖列宗报告统一天下大业的完成。其路线，当顺秦国宗庙所在地巡行。首先巡行咸阳地区，然后沿渭河西行到雍县地区，祭告诸位先王。继而沿汧河北行，经过回中宫翻越陇山，进入陇西郡前往西县。在西县完成祭祖和告庙以后，秦始皇继续巡行祭祀陇西和北地的山川神祇，最后沿泾河回到咸阳，之后便开始着手进行包括宗庙祭祀在内的一系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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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元老师推断的秦始皇第一次巡游路线

李开元老师进一步指出，有了实地考察的经历后，许多历史文献也能得到更准确的解读。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元年”条中涉及的宗庙改革，有“先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一句。其中“西雍”二字，古来注家皆理解为西方之雍。结合礼县的考古发现，“西雍”二字间则应当断开，其义当为西县和雍县。先王庙在西者，即为襄公庙和文公庙；先王庙在雍者，当指静公到出公之22代秦公宗庙，与其墓葬同在秦国旧都雍城地区。而在咸阳者，则是指在首都咸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其他先王陵寝宗庙，包括从献公到庄襄王的共七代秦国国君。

确定秦始皇第一次巡游是到西县祭祖告庙，也会为我们理解秦宗庙祭祀改革带来新的认识。在前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第一次巡游条中，“过回中”三字后就紧接着“焉作信宫渭南，己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骊山。”“焉”在这里是一个表承接的连接词。结合对前句的解读，李开元老师认为，秦始皇巡游陇西北地与修筑信宫、更名极庙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是宗庙祭祀。二十七年，秦始皇从西方诸位先王的宗庙巡游归来后便着手开始宗庙祭祀改革，变更制度，生前在渭南为自己修庙。次年，他又继续变更制度，将宗庙与寝殿分开，以信宫为自己的宗庙，改名为极庙，将寝殿建在骊山始皇陵，在极庙与骊山陵寝之间又修筑道路连接。由此，从秦始皇废除古来的谥法自称始皇帝，到变更陵寝制度、生前修筑宗庙、将宗庙与陵寝分开，再到二世元年改革宗庙祭祀的一系列有关宗庙祭祀的举动，便可得到一个上下相承的合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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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元老师在讲座中

三、空间作为历史学的基本要素

有了这些实地考察经验，李开元老师进一步对“行走历史”的理念作了总结和理论反思。在《释历史：汉字史学理论的文字基础》一文中，他基于对汉字词汇“历”“史”和“历史”的考释，提出了历史学的五个基本要素：时间、空间、事情、器物和人。

空间在历史学中的意义为何？李开元老师认为，抽象地说，在历史学中，时间中的既往之事往往有空间中的遗留，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也可以相互转换。比如在安阳殷墟博物苑中，离我们最近的是现代地层，随后则是民国、清、明地层，顺着从现在到过去的逆向时间，一步步走向宋、唐、汉、秦、周、殷商……。具体而言，地理空间又是历史学的一个基本因素。也是在行走历史的过程中，李开元老师发现了历史地理学的魅力，对郦道元《水经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历史地图集、各地的文物地图、现代地图以及谷歌和百度地图，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读书和出行前，都时常查阅。他进而发现，关注地理空间就等于给自己增添了一副观察世界的望远镜。读史书时，若能在从前事件、制度、人物、社会等关注视角上再加入地名、地图、空间关系的视角，就会时常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以古代战争为例，如果不深入研究地形、地势、路线，就只能是空谈空论。

李开元老师分享道，“行走历史”也成为了他的一种生活乐趣。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思考，他将“行走历史”打磨成为一种风格、理念、方法，有效地运用在历史叙事和学术研究中。与此同时，做历史的行者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他带来了可贵的友谊和快乐。讲座最后，李开元老师又分享了严耕望和周雪光两位学者的经历，谈到了“从书斋到田野”的学术转型对学者心灵与生命的影响。

评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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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评议环节，李孝聪老师首先回忆了大学本科期间与李老师的同窗生活，认为他的“行走历史”的确算是一种回归真实自我的转型。随后，他指出《秦崩》《楚亡》《汉兴》三部曲在语言风格和逻辑思维上都展示了很强的能力。在秦始皇西巡一事上，他也认可李开元老师的结论，认为这一研究不仅在文献整理上有所建树，而且从礼制角度厘清了西巡和宗庙制度改革的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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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孝聪老师评议

王明珂老师将李老师在考察历史场景过程中的收获总结为两方面：其一是知识理性，其二是历史感。以他自己的田野考察经历为例，坐车穿过祁连山看到山间的大片草场时，他才真正明白游牧部族争抢山区在生存资源上的意义，这是知识理性的方面；沿着中哈边界看到广大的草原时，他联想到成吉思汗作为父亲的骄傲，这是历史感的方面。其后，王明珂老师又指出了李开元老师在历史叙事的写作中与司马迁的相通之处。《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就使用了幕像性（episodic）和整体组构性（configurational）这两方面的叙事手法，完成了对自己心目中项羽形象的生动描绘。而这样的叙事方式，由于不受参考文献的过分约束，可能会脱离学院派历史学家的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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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老师评议

就司马迁的叙事手法这一话题，李孝聪老师随即联想到跟侯仁之先生读书时的经历。受到英国留学背景的影响，侯仁之先生认为，融入司马迁自身情感和见闻的《史记》相比于班固《汉书·地理志》这种过于正式的文类更有价值。另外，李孝聪老师还提醒，今日山川地貌与两千年前相比有很大的变化，因此在实地考察时应当更加谨慎，可以更多借助当地考古文物部门的指点。

最后，三位老师还就现下学术评估体制对史学写作形式的影响、作者在史学写作中的位置和意义、时下历史学者的叙事转型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