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1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93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语言学田野调查的故事、假设与实践”。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汪锋主讲，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明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黄成龙评议。本次讲座为“田野方法论”系列讲座第九场。
讲座伊始，汪锋老师提出，在他二十多年的语言学田野调查中，他时常在想“为什么要进行田野调查”这一问题。在本次讲座中，他希望通过回顾自己田野调查的经历，对其中涉及的理论与方法进行反思。
一、方言调查：对调查工具的反思
汪锋老师语言学田野调查的经历，始于他本科在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学习时的暑期实习。当时，大家普遍使用《方言调查字表》作为记录工具。这个字表提供了一个中古汉语的音韵框架，相当于古代的拼音。几位同学分成一组，完成整个字表需要十多天的时间，是一个比较繁琐、辛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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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调查字表（修订本）》
商务印书馆，1981年
其实，“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先生早在1928年出版的《现代吴语的研究》一书中，就采用了类似的字表。进一步追溯的话，该方法源于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在1915—1926年间出版的四卷本《中国音韵学研究》。他试图以现代方言材料为基础，通过历史比较法，来构拟中古汉语。不过，在学生时代，大家并未对这种记录方式有更多的反思。
借此，汪锋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我们进行语言学田野调查时，到底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说，作为教师，应该给学生讲授什么样的方法？
在回到北大任教后，汪锋老师尝试在课堂上使用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教学方法。例如，在今年的课程中，他给学生们播放了一位女生朗读《静夜思》的录音，并让同学们进行记录。最开始，有同学不理解应该记录什么。汪老师认为，这其实反映了大家在田野调查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困惑，即“我们要去田野中调查什么？”过去人们依赖于《方言调查字表》所进行的田野工作，其实并不透明。如果回到最“原初”的田野调查，一定要在调查前想清楚最终的目的，才能找到相应的办法。
与此同时，同学们在课堂上的记音也十分有趣。大部分中文系同学使用了国际音标与五度标调法（或符号标记法）。不过，也有一些未受过国际音标训练的同学，或使用韩语字母，或直接用汉字进行记录。汪锋老师认为，类似的，在田野调查中，其实也没有所谓的客观记录，因为调查者所掌握的记音手段是不同的，其目的也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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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语音学会《国际音标表》（修订至2015年）
汪锋老师表示，他曾长期将国际音标视作某种绝对客观的记录方法，不过，他后来逐渐意识到，国际音标也可能会对调查者产生一些限制，需要对此进行专门的反思。国际音标把语音划分到了不同的小格子里，其实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一样，是把不同的事物分类来实现某种范畴化。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语音，其实都是主观的，并不存在某种绝对客观的语音。由此而言，我们并不能把掌握国际音标、具备特殊的听音能力等因素视作语言学田野调查的必然前提，国际音标仅仅是一个调查的工具。并且，因为国际音标最初主要用于为印欧语言等的标音，其背后可能还存在着某种潜在的“霸权”，有的语音可能在国际音标中难以找到合适的位置，或者需要特殊的处理才能进行表示。
在此意义上，田野调查中记音的准确程度，其实取决于我们对语言学的认知。如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所言：“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某些语言中的语音差异，在其他语言中并不成立。汪锋老师强调，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所调查的语言社团，哪些语音是构成差异的，哪些语音是同音关系。因此，核对同音字表对于保证语言学田野调查质量十分关键。
在课堂记音中，汪锋老师还发现，有位同学特别关注到了朗读者的音色、节奏等问题。当然，这类信息也未被涵盖在国际音标体系之中。而随着国际音标记音被当成语言学调查的全部，其他很多丰富的信息都被忽视了。这提示我们，田野调查前的工具储备与目的判定，对于调查的结果有非常大的影响。我们要注意到语言学调查的有限性，始终保持着敬畏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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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锋老师
二、白语研究：语言与族群的纠葛
2001年，汪锋老师到香港城市大学著名语言学家王士元教授门下读博。恰好郑张尚芳先生在1999年发表文章，在美国学者白保罗（Paul Benedict）、俄罗斯学者斯达罗斯汀（Starostin）等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为解决这一问题，汪老师确定了以白语作为博士论文研究方向。具体而言，他希望通过综合对语言借用的分析（横向传递）和对原始语言的重构（纵向传递）来更加全面地展示白语的演化故事。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汪锋老师对多个白语村落进行了田野调查，并在此过程中遇到了一件趣事。当时，他抱着重构原始白语的目的，费尽周折来到云南镇雄县一个偏僻的白族乡。不过，在调查后他才发现，虽然村民的身份证上登记的是白族，但他们说的其实是当地的西南官话，也就是说，他们的白族身份是民族划分时的一个“误会”。由此可知，族群与语言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存在交叠，但并不是严格的一一对应。二者间存在着复杂的纠葛关系。
其实不同地区的白族族群，也有不同的称呼：如兰坪称“拉玛”，大理称“白族”，丘北称“民家”，维西称“拉玛”，安宁称“白族”，等等。即使在此基础上进行基因检测工作，也会发现，基因、族群、语言三者的联系并不完全一致。汪锋老师表示，基因学、语言学与民族学三种学科的研究，虽然讲出的故事不同，但可以互相对证。他提倡三个学科学者选择适当的区域——如青藏高原东缘的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三江并流”的区域，共同进行田野工作，汪老师将其称为“三江并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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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民居
在云南的田野调查工作，也促使汪锋老师反思《方言调查字表》等预设调查工具所带来的便利与限制。在没有字表的情况下，田野调查需要从基本的词汇开始。调查者与发音人共同关注（joint attention）的形成，需要较长时间的训练。
同时，汪锋老师也对民族语言调查中的“抽象”词汇问题进行了思考。因为语言表达与现实存在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对于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即使在语言逻辑上成立，很多发音人也很难进行表达。这其实是语言表达（language performance）与语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之间的关系问题，其背后则进一步涉及语言学中功能学派与生成语法学派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来说，语言学田野调查所呈现的结果，也十分依赖于调研者与发音人之间的配合关系，这是调查者需要时刻保持注意与警惕的。
三、田野调查与语言观
汪锋老师进而提出，语言学田野调查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调查者的语言观。他来到北大读书后，在徐通锵老师、王洪君老师、陈保亚老师等前辈学者潜移默化下，逐渐意识到索绪尔“同质语言观”的局限性。与索绪尔不同，社会语言学创始人拉波夫（William Labov）提出“有序异质语言观”，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不同人的语言是有差别的。语言中的变异使语言得以变化，因而也是语言中最有活力的部分。而这些问题，其实是在过去使用《方言调查字表》、或是基于单个发音人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中难以观察到的。
不过，在很多时候，“有序异质语言观”也难以解释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问题。目前学界较为前沿的看法认为，语言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在此意义上，每个人的个人语言都是不同的。该理论最先由美国学者霍兰（John Holland）提出，其后，王士元先生首次使用汉语材料阐明，汉语就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社会语言学家穆夫温（Salikoko S. Mufwene)倡导的语言演化生态学，也值得我们重视。他明确提出，所有语言都有共同的重新结构（restructure）机制，只是由于各个语言的生态因素不一样，从而造成了不同的结果。我们接触到的语言事实，远大于我们语言学当前能涵盖的范围。伴随着新的语言学理论的提出，语言学田野调查的内容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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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复杂适应系统
选自沈钟伟《复杂适应系统和汉语动态研究》
《语言学论丛》2014年第2期
最后，汪锋老师对本次讲座的内容进行了总结。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语言之中，语言存在的事实是一切理论的源泉。语言的存在包括具体而微的个人语言以及其存在的生态。我们每天都“淹”在语言事实的海洋里，对于一个语言学的学生来说，语言存在的地方，就是语言学的田野所在。我们需要清楚自己在田野调查时依赖的装备总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我们就有可能摆脱这种限制，从而接近语言的真相。
评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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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珂和黄成龙老师
评议阶段，王明珂老师表示，汪锋老师的讲座引起了他的很多思考。例如，在过去的研究中，王老师也注意到性别等社会因素对于受访者语言表达的影响。进一步来说，其实语言与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分类系统有着很强的关联。因为分类本身就涉及认知的问题，而语言可以把世界熟悉化。比如，人类学家对于努尔人的研究表明，他们语言中与牛相关的词汇非常丰富，这与他们牧牛的生计方式有关。由此看，语言是一种非常基本的表征体系，有其特定的结构、语法、乃至情感。研究者需注重其背后的社会情境。
黄成龙老师认为，汪锋老师的讲座从田野调查的故事、假设与实践三方面展开，给人很大的启发。语言学的田野调查充满着喜怒哀乐，值得进行专门的讨论。黄老师接下来回忆了他在博士后期间、以及主持英国濒危语言记录项目时的调查经历，特别是后者所涵盖的调研对象并不仅限于民族语言，而是一整套文化认知体系。此外，不同语言学理论都有其特殊的优势与缺陷，需要辩证地看待与使用。
问答环节，汪锋老师与现场观众就语言学理论与田野调查的关系、如何对待不同的受访者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