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4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96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秦汉陵墓的考古调查与勘探”。文研院邀访学者、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焦南峰主讲，文研院邀访学者、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王辉主持，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子今评议。本次讲座为“田野方法论”系列讲座之一。

讲座伊始，焦南峰老师对调查对象——“秦汉帝王陵”的范围作出了详细界定。秦陵是指从公元前770年秦襄公立国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的560余年中，秦人营建的三十多位公、王、帝的陵墓。西汉帝陵是西汉王朝从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年）称帝到王莽篡汉（公元8年）214年间营建的16座帝陵级别的陵墓（11座帝陵、3座后陵、1座太上皇陵及1座废陵）。

紧接着，焦南峰老师回顾了秦汉帝王陵调查与研究的学术史。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进行了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中国考古学由此发端。实际上，对秦陵的调查活动自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日本学者足立喜六、关野贞、常盘大定、伊东忠太、水野清一，法国学者沙畹、谢阁兰，美国学者毕安祺等都对秦陵进行过考察。1933年，足立喜六出版了《长安史迹研究》（《长安史蹟の研究》），此书第三章即是足立对秦始皇陵的调查成果。法国学者谢阁兰在193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西部考察记》中也提及了其对秦始皇陵的调查。20世纪30至40年代，以中国学者为主的“西京筹委会”“陕西考古会”“西北史地考察团”等陆续对秦始皇陵进行了调查工作。

1949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陕西省文物、考古单位的学者对秦始皇陵展开进一步的考古调查与勘测。1962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勘探并测绘出第一张秦陵平面图。1974年，在距秦始皇帝陵1500米的临潼西杨村，当地村民在打井时发现了残破的陶俑。时任临潼县博物馆馆长赵康民先生得到此消息后，对秦始皇陵进行了初步的调查与试掘工作。1975年7月，秦俑考古队正式进驻西杨村，对其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赵康民与袁仲一等人成为了秦陵兵马俑的第一代考古工作者。秦始皇陵为南北向的双重陵园，中部为封土，秦始皇陵及外围各类遗存的面积达56.15平方公里，到目前为止，发现的陪葬坑有290多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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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陵重要遗址分布平面示意图

西汉帝陵的研究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踏查测量期（20世纪初至1949年），中外学者对西汉帝陵进行初步田野调查。第二阶段是勘察试掘期（1949年至197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管理委员会、咸阳市博物馆等单位对部分帝陵进行了勘探、测量与试掘，确定了部分帝陵的名位，开始了解西汉帝陵的形制及特点——此阶段应是现代科学意义上西汉帝陵考古工作真正的奠基和初步发展时期。第三阶段为发掘研究期（70年代后期到2005年），此阶段开始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和部分勘测，对杜陵、茂陵、平陵、安陵、阳陵进行钻探和试掘。基本确认了咸阳塬西汉九陵的名位及排列顺序，大致掌握和了解了西汉帝陵的形制结构和布局特点。第四阶段为大遗址考古时期（2006年至今），对长陵以外的十五座陵墓，进行全面调查勘探和局部的验证发掘，确认了西汉帝陵的名称及排列顺序，掌握了西汉帝陵的形制结构和布局特点，勾勒出西汉帝陵发展、演变的历史链条。

讲座的第三部分是有关秦汉陵墓的考古调查与勘探中的“故事”。第一组故事是通过“读书”发现的咸阳秦陵和祔葬墓。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阎文儒先生在调查时发现，咸阳北十五里毕沅所谓周文王、周武王及周公之陵有封土，与先秦墓葬无封土的习俗不符，且封土高度不合常情。1980年，阎文儒先生写成《“周陵”为秦陵考辨》一文，从地理及葬俗的角度考证此处陵墓应是秦陵。此后，考古工作者对“周陵”进行了多次调查。2000年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进行了考古勘探和试掘，确认其中三座陵园、五座陵墓为战国晚期秦惠文王、秦悼武王和秦孝文王的三座陵墓。2009年，焦南峰老师带领西汉帝陵联合考古队在茂陵进行调查、勘探和发掘。除了传统认定的“陪葬墓”外，在陵园内东北角还发现有九座大型墓葬。通过文献的考察梳理和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陵、江苏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的考古资料比对，焦老师认为，这九座大型墓葬应是西汉帝陵中的“祔葬墓”。焦老师指出，因血缘、婚姻及人身依附关系埋葬在祖、父、夫的主陵园及墓园附近的墓葬应称为“祔葬墓”；过去在先秦陵墓考古研究中使用的“陪葬墓”一词应予以纠正。而真正的“陪葬墓”则是秦汉以后开始出现的，因君臣、等级关系埋葬在陵墓周围的墓葬。

第二组故事是“聊”出来的雍城秦陵和汉陵道路。1975年，韩伟先生带领考古队在凤翔县开展调查。南指挥村村民赵鳖信来到河北村的考古队驻地闲逛，韩伟先生就与他闲聊起来。在交谈中，赵鳖信提到南指挥村东南方向有一块地“很硬，不长庄稼”。韩伟先生第二天早上就带队去那里勘探，发现这块地实际上是五花夯土。进一步钻探后发现，此处为一座有两条斜坡墓道和一个长方形墓室的“中”字形大墓，墓室约60米长，40米宽，东西侧各一个墓道，东侧墓道130余米长，西侧墓道80余米长。秦公一号大墓就此被发现。该墓虽屡经严重盗扰，但仍出土铜、铁、金、陶、玉、漆器及纺织品等各类文物3500多件。根据大墓出土石磬上的铭文推断，此墓的主人应是春秋中晚期的秦景公。1994年底，焦南峰老师参与了汉景帝阳陵的发掘工作。1999年，为建设博物馆作相应的准备，焦老师参与撰写了《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1996年-1998年）》一文，此文中提及了“司马道”。李零先生见到此文后，便向焦老师详询“司马道”相关问题。

在仔细翻阅秦汉历史文献后，焦老师总结了四种与陵墓有直接关系的道路。第一，神道。神道应是皇帝陵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所谓的“冢中神道”相对应，是陵墓之前地面上的道路，可以“建柱石为标”。第二，徼道。徼巡之道，位于墓冢之外。第三，衣冠道。皇家祭祀的礼仪性道路。第四，司马门道。较帝陵有一定距离，两侧多为陪葬墓。在阅读文献后，焦南峰老师又重返阳陵进行勘察，以考古材料印证文献记载。从阳陵出发，考察了所有西汉帝陵，发现了大量的、有规律的道路遗存。此后，以西汉帝陵道路为基础，焦老师利用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发掘研究成果，梳理总结出“构成西汉帝陵建筑形制的主要组成或基本要素应有陵园、封土、墓穴、门阙、寝园、陵庙、外藏坑、祔葬墓、道路、陪葬墓、陵邑、刑徒墓地及园省、园寺吏舍、修陵人居址、手工业作坊等十六个部分”。其中十三个部分在文献中或有记载，刑徒墓地、修陵人居址、手工业作坊三部分是修陵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按照这一新认识，考古队在秦汉陵墓调查、勘探中发现了许多以前不够重视的遗迹和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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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号陵园钻探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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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公一号大墓

第三组故事是比较比出来的平阳秦陵和夫人墓园。2006年，甘肃省考古所与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甘肃礼县大堡子山进行发掘，发现了一座青铜乐器坑，赵化成先生认为是祭祀坑，而信立祥先生和焦老师认为应是“祔葬坑”。这处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让早期秦文化考古队的学者想到了1978年社科院考古所卢连成先生在陕西宝鸡太公庙附近发现的青铜窖藏，感觉到这一窖藏很有可能是秦陵的“祔葬坑”。沿着这一思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田亚岐老师在窖藏周边发现了“平阳秦陵”和凤翔雍城秦陵的多座“祔葬坑”。2010年，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队对比当下航拍照片与二战时期的航拍照片，发现汉元帝渭陵东北角“祔葬墓园”里不仅仅有目前地面上保留的十二座墓葬，而是三十余座墓葬。

第四组故事是勘探探出来的秦东陵和汉陵陵园。20世纪80年代，陕西省考古所、陕西省文管会的学者在秦始皇陵周围地区开展考古调查。在调查的同时，临潼韩峪乡正在进行道路建设，发现有夯土。陕西省考古所的程学华先生带队勘探，共发现“亚”字形大墓3座、“中”字形墓葬4座、“甲”字形墓葬8座、小型墓葬近200座。历年的调查、钻探、试掘中出土有铜质、银质、石质、陶质、玉质、铁质等文物多件。焦老师提到，经过这几年的工作，原本所认为的四座陵园应修正为两座陵园——其中，原先的1号、2号、3号陵园为一个陵园，4号则是另一个陵园。原1号陵园内的两座“亚字形”陵墓居南的M1墓主是昭襄王，北侧的M2墓主是其妻唐太后，原4号陵园内孤立的一座“亚”字形陵墓的主人为宣太后芈八子。2005到2008年，为配合陕西省财经学院的建设工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长安县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发现有“亚”字形大墓一座。根据张天恩研究员的研究，其墓主应为秦始皇的奶奶夏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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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东陵出土漆豆

最后一组故事是因“盗墓”而发现的礼县秦陵与汉文帝霸陵。20世纪90年代，甘肃的礼县大堡子山盗墓猖獗。考古学者考察后，认为大堡子山遗址应是早期秦人的陵园。199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已经盗掘的“中”字形大墓、瓦刀形车马坑和部分中小型墓葬进行了发掘。2000年前后，香港拍卖市场出现一批来自礼县大堡子山的青铜礼器，上有铭文“秦公作”，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将此批文物购回。2006年，甘肃省考古所与早期秦文化考古队重新开始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陵的考古工作，发现并发掘了青铜乐器祭祀坑、大型府库类建筑和中小型墓葬，出土了带有“秦子”铭文的青铜器。根据出土器物推测，大堡子山墓地是秦人历史上营建的第一座陵区，埋葬着春秋早期某两位秦公或某位秦公及其夫人。2001年，汉文帝霸陵窦皇后墓被盗，200多件黑色裸体陶俑流失海外，而其中的6件陶俑于2002年出现在美国索斯比拍卖行。焦老师受陕西省文物局委托，从专业的角度执笔回答了美国海关正式致函中有关该批文物真伪、时间、出土地点等11个问题。实际上，对霸陵及其周围的考古调查早已开始。2017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江村大墓外藏坑、南陵外藏坑进行抢救发掘。2021年12月，国家文物局公布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讲座的第四部分，焦南峰老师简要总结了百余年来秦汉帝王陵的调查、勘探、发掘成果。目前共发现了8个秦人陵区，分别为礼县西垂秦公陵园、凤翔雍城秦公陵园、宝鸡太公庙秦公陵园、西咸新区秦都咸阳秦王陵、临潼芷阳秦王陵、长安神禾原秦王后陵、西安韩森寨秦王后陵以及临潼骊山秦始皇帝陵，其中一个为文献中未见。在西汉帝陵的考古成果上，目前已经确认、探明了11座帝陵、3座后陵、1座太上皇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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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南峰老师

最后，焦南峰老师根据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和自己的田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历，总结出陵墓类大遗址考古的几条思路和方法。第一，宏观整体观念是指导思想。大遗址的形成过程有计划性和延续性，因此在对大遗址进行考古工作时必须将其放在一个大的区域和时段中去考察。第二，长期性、计划性、连续性是方针。大遗址规模大、内涵丰富，因此对于其的考古工作也应该连续进行，并有长期规划。第三，完备资料的掌握是基础。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之前应做好充足的准备，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前期资料。第四，全方位的细致调查是前提。前期的调查不仅包括地面、航空调查，文献资料的搜集以及零散文物的汇总，也包括对当地群众的走访调查。第五，大面积的勘探是关键。陵墓类遗址大多深藏地下，地面调查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只有真正进行考古勘探，才能对遗址有明确的认识。第六，线性、圈状遗迹的探索是捷径。确定大遗址的城墙、围沟，可以有效地锚定工作重点，节省工作经费和时间。第七，局部的试掘是必要手段。局部试掘可以辅证勘探成果的准确性。第八，新方法、新技术的运用是趋势。新技术的应用为考古调查工作的推进提供了很大助力。第九，考古研究、文物保护、展示筹备的同步展开是有效措施。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应同步进行文物保护工作，提前为遗址展示作筹备工作。第十，抓住重点，以点带面是探索具有相似性、连续性大遗址群的正确方法。大遗址群具有相似性、连续性的特点，从某一典型遗址入手进行研究，掌握其中的规律，再将其推广到大遗址内其他类型相近的遗址中，可以有效地提升考古工作的效率。

总之，经过百余年考古工作者的“读”、“聊”、“比”、“探”，经过大量的调查、勘探和发掘研究，秦汉陵墓考古的成果巨大。然而，秦汉陵墓考古仍有许多未尽的工作，陵墓考古之路仍任重道远。

评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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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评议环节，王子今老师指出，帝陵是秦汉时代最重要的国家工程。帝陵的营建不仅反映了秦汉的物质文化、技术水准与工程建设，而且映射出这一时代的等级秩序、精神生活与信仰世界。与传统重视田野发掘的做法不同，焦老师将讲座的重点放在了考古调查与勘探上。实际上，考古调查与勘探在实际考古工作中十分重要，许多大遗址只能通过调查的方法来获知其整体面貌。因此，当下的考古学的教育也应适当增加考古调查、勘探等方面的内容。除了焦老师所提及的考古成果外，秦汉帝陵还有许多饶有趣味的发现，比如阳陵出土海产品的遗存、南陵出土的珍稀动物的遗存，都为了解汉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材料。问答环节，焦南峰老师以海昏侯墓园的勘探为例解读了小型遗址发掘的方法，并结合阳陵的考察及发掘经验解答了现场观众关于器物年代划分、秦汉帝陵的方向等问题。李零老师与焦老师就陕西宝鸡太公庙及其周围遗址的勘探情况进行了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