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3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310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从儒教伦理到差序格局：再读韦伯《中国的宗教》”。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文研院邀访学者周雪光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田耕评议。

本次讲座中，周雪光老师以过往研究为基础，指出当代中国基层政府行为与传统官僚体制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中国儒家社会中，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与“社会世界”各有所在，前者已有了丰富研究，而后者在中国官僚体制运行中的重要性却缺乏学术探讨。在这一新的研究问题上，周雪光老师着眼中国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差序格局”，重读韦伯的经典著作，从“儒教伦理”等相关讨论中看差序格局的重要性和意义，尝试将其建构成一种作为分析性概念工具的理想类型，以实现对家产制、科层制等中国官僚体制要素的重新理解与再认识。

早在1922年，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将政治领导的权威划分为三种理想类型：传统型权威、法理型权威和克里斯玛型权威。家产制是韦伯传统型权威类型中的一个范例，是家父长制的变形，由家户财产和家父长权力分化而形成。被支配者和支配者依然保持某种非法律的互惠关系，维系纽带的还是传统和习惯，但支配者的权力走向绝对化，只有习惯才能限制支配者之自由裁量权并将家产制定型化。在中国古代，家产制受“君天子臣诸侯之制”的宗法制度影响，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强调尊尊为重。

家产制国家需要依赖官僚组织来统治，故出现了韦伯所称的家产官僚制支配，即家产制+科层制的混合。家产制是传统主义的，而官僚制又有等级制度、规则为本、职业官员等部分的理性组织性质。但总体上，家产制不仅直接决定官僚组织的依附性，也决定官僚群体的传统主义性质，如官吏对支配者的人身依附、父家长权力独断专行、官僚队伍的弱专业化、俸禄制及其定型化而塑造的官僚身份团体。官僚组织与支配者之间的独立和反“分裂”斗争，构成家产制维护和变动的动力，影响家产官僚制走向理性化还是定型化。在韦伯看来，中国代表了家产官僚制的最纯粹类型，混合了皇权宗法制度与官僚人身依附的特征。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强调文化观念、社会心态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新教伦理塑造了特定的文化观念（即资本主义精神）和心态行为，从而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也引出 “新教伦理”与“儒教伦理”之间的比较。周雪光老师将韦伯的新教伦理著作解读为两个世界的故事：其一是由宗教教义、教会活动与文化观念构成的精神世界；其二是社会世界（social world），用以指代行动者通过社会互动而形成的生活样式与意义。在《新教伦理》中，韦伯考察和展示了这两个世界间的紧密关系：路德、加尔文等教义培育了不同的观念信仰，促成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也诱发了社会世界中人们各种各样的日常行为和生活样式，体现了努力工作、禁欲、为上帝荣光而赚钱的资本主义精神。

聚焦韦伯笔下的社会世界，天主教、新教等不同宗教信仰群体在接受教育与职业选择上存在巨大差异，形成了稳定的社会阶层：工商业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是新教徒。在论述资本主义精神时，韦伯比较了历史上基督教不同分支教派的思想，并引用了富兰克林“努力赚钱”和职业道德等说辞，用以说明宗教改革形成了“天职”观念，反对“知足而乐”的传统。韦伯描述了在美国旅行时观察到的新教教派活动，分析了诸如尘世禁欲主义的新教诸分支的实践伦理观。精神世界与社会世界间的关系、心态观念对经济社会活动的影响，解释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密切关联。

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韦伯使用与《新教伦理》相同的分析框架，试图回答“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在中国缺失”的问题。著作分为两部分，分别考察了近代中国的物质世界——经济(货币、市场），政治（政教合一、俸禄士人），社会（氏族、封建制）——与精神世界——儒教伦理、士人身份团体。韦伯将重点放在后者，思考为什么中国的士人阶层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精神。借用《新教伦理》分析框架的视角，韦伯认为儒家伦理塑造的观念心态界而非物质世界抑制了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产生。

在韦伯的写作中，中国的国家建构具有以下特点：皇帝集政权与神权于一身，通过官僚体制进行疏放治理，与帝国基层的自治社会存在松散关联；儒教伦理造就了“士人身份集团”，家产制与“氏族”间存在紧张……重读《中国的宗教》，周雪光老师强调了两个观察：其一是家产制与氏族（家族封建制）之间的紧张矛盾。中国作为“家产官僚制”的最纯粹形式，家产制体现了宗法制度关于皇权中心的家父长权威，官僚制则是科层制形势与家产制人身依附的叠加。家产官僚体制在政治上是与封建体制及任何血缘世袭为基础的身份结构相对立的：帝国统一之后，皇帝便运用家产制特有的手段，以维持个人权力、防止封建身份的兴起。这产生了一系列制度，如官吏的任期非常短，任满之后必须转往他处就任，都是将官员权力保留在中央权威之内。而氏族，西方自中世纪以来早已销声匿迹，却在中国完整地保存在地方行政的最小单位，以及经济团体的运作中。在中国，氏族的影响力持续增长，直可与支配者权力相匹敌。自上而下的家产制统治，遭遇到氏族强大对抗势力自下而上的抵制。

然而，在韦伯论及儒教伦理及其塑造的社会心态时，家产制与封建制（氏族）的紧张消弭化解，都不再是重要因素了。在韦伯看来，这些“物质世界”的因素都不足以阻碍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社会文化观念。韦伯提出，中国和西方一样，家产官僚制是强大稳固且持续成长的核心，也是国家形成的基础。但中国家产官僚制贯穿了“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与家父长权威，其运作的“精神”与在西方是非常不一样的，这就引到了儒家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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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北宋李公麟《孝经图》（节选）

韦伯提出，中国的儒教伦理关注实质理性而不是程序理性，关注人文知识而不是专业知识，是以经典为重的传统主义，教导人们去适应这个世界及其秩序与习俗。秦统一后，士人的儒教官方化、俸禄化，失去理性化发展的动力，强调家庭内部子女对父母的“孝”、官职层级中臣子对君主的“忠”。在家产制国家中，“孝”被转化到所有的从属关系里，被认为是无条件的纪律之奉行的试金石与保证，是官僚体制最重要的身份义务。“忠”的基本特性也是家父长式而非封建的，封建的忠诚被转化为官吏之间的恩护关系。而中国的士人则是体现文化一统性的决定性人物，他们饱读经书，深受儒家伦理熏陶，其精神世界贯彻了一种家国主义叙事，追求修齐治平、一统于上的崇高理想。这使得士大夫成为抵制封建制的中坚力量，家产制与封建制（氏族）的紧张因此消弭化解了。

但是，在讨论中国宗教上，韦伯主要关注士人身份团体，或集中于典籍文本和思想学说，缺乏对士大夫群体社会世界的讨论。韦伯传统体现在一系列中国思想史、制度史、政治史研究上，即从正式制度、经典教义上认识韦伯意义上的“社会心态”。而儒教具有多重性，不仅体现在家国主义自上而下的教义，也包括处理日常生活中社会关系的规范。因此，我们需要回答的新问题是，士大夫及其所代表的中国人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如何处理社会关系，又如何组织起来应对困难和危机，“社会世界”对于认识中国官僚制意味着什么？

在对士大夫社会世界的建构上，周雪光老师认为肖瑛关于“家”的研究工作具有启发意义。“家”具有两重性，首先是家国主义的家、皇权的“天下为家”。肖瑛指出，中国家父长制的“家”而非有机的身份团体结构，为社会分层提供了主要图像。家父长制支配基于一种严格的个人忠诚，但不限于原生家庭，还可以扩展，建立各种拟家庭的家父长权力。这样，家父长制可以超越基于血缘纽带的家庭范围，在更大的空间中建立自己的组织和支配关系。只有通过家族的日常实践不断形塑整个天下的孝道伦理，才能为“天下为家”的家产制提供强大且稳固的伦理支持。在“天下为家”之外，肖瑛也发现了韦伯氏族之“家”对皇权家产制的威胁：封建制与家产官僚制之紧张，贯穿于传统中国之始终，构成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结构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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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著《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

商务印书馆，2015年

接续肖瑛，周雪光老师指出社会世界中“家-家族-拟家族制度-差序格局”的链条，尝试将差序格局建构为一个理想类型。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差序格局”，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核心概念：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与其他群体的社会距离来决定如何对待其他群体。而目前“差序格局”并非理论的分析概念，只是一个比喻：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泛起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将“差序格局”构建为理想类型，需要提炼出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特征，提供一个具有分析力的概念工具，具有明确的内涵与清晰的边界，并澄清它与其他理想类型和相关概念间的关系，以便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提出新的问题和思考思路。“理想类型”是韦伯提出的概念工具，是指为了概念上的清晰明确，针对一类社会现象、依特定视角，提炼那些混杂在各种现实中的最为清晰一致的特征而建构起来的一个抽象概括，用以分析和比较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科层制”即为理想类型的一个例子，其包含等级结构、规则为本、职业生涯三个要素特征，与传统组织、克里斯玛权威组织、现实中的松散关联组织和平面组织形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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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序格局模型

周雪光提出，差序格局作为理想类型，具有以下三种要素特征：自我中心、亲疏有别、身份基础。自我中心指的是以个人或家庭为中心，不是“自私”，而是以自我出发确定与他人的孝、亲、义、忠等关系，蕴含了多中心的渊源。亲疏有别反映了社会关系如“水波纹”一般，因不同的社会距离而差异性对待。血缘、宗族、婚姻等形成了特定的身份基础，在不同个体和群体间存在持续稳定、清楚明确的边界。周雪光老师强调从三位一体的整体意义上认识差序格局，例如徐勇在《关系中的国家：地域-血缘关系中的帝制国家》中将自上而下的宗法关系和郡县制作为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基础，但两者都不是差序格局的性质，不属于差序格局的理想类型。

接下来，周雪光老师讨论了差序格局和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差序格局与修齐治平/家国主义是否可以放进同一理想类型？在费孝通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见建立这种联系的尝试：“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道。《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圈推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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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族五服图

“修齐治平”作为儒家正统思想和士大夫的理想抱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来自象征资源基础上的国家建构，产生了一系列如岳飞、文天祥等等的文本与形象。尾形勇追溯“家”与“国”概念在历史上的诠释和演变，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家与国家之间既紧密联系又严格区别的复杂关系。吕思勉（1985）则进一步指出，宗法制与分封制结合的结果是《毛诗古训传》所谓“王者天下之大宗”，即“天子之于诸侯，诸侯之于大夫，犹大宗之于小宗也。此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一以贯之也”。“国家秩序-宗法关系-修齐治平”三者统一。

然而，家国主义/修齐治平中“天下”“国”“家”相通的结构形态体现了一统于上、精忠报国、天下为家的理念，不符合“差序格局”作为理想类型“自我中心、亲疏有别、身份基础”的要素特征。实际上，宗法制度产生了家国天下与差序格局两个不同的效应，后者根植于中国的宗族制度，与丧服、宗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学者的论述中，丧服礼制及其延伸仍然遵循（而不是替代）差序格局的原则，如周飞舟（2015）指出，施服者并非单纯为身份、地位高于自己的人制服，而是为高于自己且有“恩义”的人制服，恩义越深，制服越重。所谓“恩义”，是指君臣间因为共事的关系而产生的恩情，臣为君制服是报答这种恩情，所以关系越密切，则服制越重，没有直接的关系则不为之服。

概言之，差序格局是家族制的体现，家族制是差序格局的基础。宗法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演变，作为维系政治统治的手段，宗法制早期以王权为中心，集中于王侯、贵族、豪门大户的各种关系。宋以后，民间乡族势力凸显，产生了不同的宗族类型和宗法伦理。差序格局的制度基础正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与丧服礼制之上，体现于社会世界中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文化观念与习俗，并通过各种仪式（祭祀、红白喜事）强化，呈现出多中心、差异性对待、稳定再生产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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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中心宗法制度的双重世界

基于上述讨论，周雪光老师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借助差序格局，如何重新认识中国官僚制传统？再审视《中国的宗教》，韦伯在中国经典文献中看到了儒教伦理、家国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士大夫”精神和士人身份集团，其家产官僚制包含了皇权的宗法制与人身依附的官僚制，却缺失了对社会世界的关注，即建立在家族基础上的差序格局。通过追问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如何影响制度选择，可以发现宗法制度的双重世界——不仅产生了家产制，也产生了差序格局，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和处理社会世界中人际关系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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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模式修订版

韦伯意义上的家产官僚制模式只看到了一半，它不等同于中国官僚制，而家产官僚制和差序格局的结合才能获得对中国官僚制制度和行为特点的全面理解。通过对韦伯的修订，周雪光老师提出了中国官僚体制理论模型的一个修订版，既反映了皇权中心、亲亲尊尊的宗法观念，也承载了以等级制度、规则为重为特征的科层制，更包括由稳定基础上非正式关系组成的差序格局。后者是解释中国社会制度安排的有力分析工具，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官僚制传统的历史遗产及当代意义提供了新的视角。

与谈环节

随后，讲座进入与谈环节。田耕老师表示，韦伯认为家产官僚制是皇权兴起的制度工具和组织资源，遏制了贵族权力的扩张和对行政权力的争夺。中国在这个谱系里异常早熟，能够使掌握权力的官僚集团无法威胁皇权，科层制的盛行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无论是支配还是宗教，家产官僚塑造了皇权中心的国家形态，所以家国主义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成为国家形态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而建立在早熟的家产官僚制上的国家，如何回应不经历封建制而迈向现代国家的挑战？从另一个角度解读韦伯，就会发现中国和资本主义同样缺失的，是现代国家形态的缺失。众多学者使用不同的思想资源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韦伯的回答与众不同，他认为不是政治上的影响力，而是以教养为核心的对古代贵族教义的复活，形成了士族统一的纲领，遏制了政治上的分化。以“家国天下”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将士族塑造为高度入世的形态，家产制的官僚不是科层制上的官僚，“教养贵族”的身份使这一群体在政治上威胁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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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周雪光老师对韦伯的超越之处在于不止从经典上看待传统，更从高度行动化、行动机制的角度上看待社会世界的各种关系，而差序格局可能为韦伯概念缺失的部分提供完整的视角。《中国的宗教》是韦伯庞大写作计划的第一步，是从新教伦理转向其他文明的过渡阶段，导致他在写作中国宗教和士人伦理时，没有更为成熟的框架，但仍体现了韦伯关心的两个命题：理性化作为行动的根本动力与资本主义精神对传统的挑战。而在方法上，韦伯意图完整地实现身份伦理的分析方法，就需要非常深刻地将宗教精神内核落实到特定阶层的身份伦理上。不同于单纯从教义中解读出的结果，差序格局还构建起行动上的分析框架，其中每个自我都能发展出一套特定的行动伦理和关系格局。但这样普遍的以个人为中心的伦理，如何解释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的更为宏观的王权与士族间的互动。周雪光老师发现了韦伯两个方法论上的张力，期待后续讲座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周雪光老师对田耕老师的发言进行了回应。周老师指出，相比于田耕老师提出的宏观制度，自己的研究视角更基层一些。韦伯的家产官僚制解释了正式的政治制度是如何安排的，而没有注意到官僚作为日常生活的行动者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差序格局是重要的切入点。另一个方面，差序格局是中国社会生活中一种重要的组织方式，但并不是唯一的组织方式，而是与其他组织方式处于不断交互、松紧调节的状态中。差序格局是处理各种人事关系的基础和底色，行动者同时还面临着各种其他约束，比如古代的家国主义和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理解现代官员的行动和其他社会现象。

论坛最后，与会学者与听众就韦伯的儒教伦理与家产制、中国士大夫的社会世界、差序格局对于理解中国传统官僚制的意义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至此，本次文研论坛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