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8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308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从一个‘极为普通的农民’的日记思索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文研院邀访学者、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宋怡明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主持。
本场讲座以陕西农民侯永禄的日记为线索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侯永禄的日记展现了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如何被重大历史事件重塑，又如何反过来影响这些历史事件的。以侯永禄的生活为案例，本场讲座考察了家庭结构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产生的持续、深远的影响。
首先，宋怡明老师从西方美术史的三联画开始，指出许多人认为中国近现代史具有“三联画”式的鲜明的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之间都有革命性的剧变。但是，从社会史的角度，这种历史分期的方式可以进行问题化，这里至少可以提出四个问题：第一，是否可以把中国历史最主要的演变看成是政治演变；第二，从政治演变来理解的历史与个体经验的历史之间似乎并不符合；第三，这种阶段划分忽视了中国历史中的一些连续性的因素，很多因素是跨越阶段的；第四，如果完全按照中国政治演变的标准来分析中国历史，很难把中国农村的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框架下。最后在总结部分，宋怡明老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和回应。
宋怡明老师整体的研究是宏观和微观相结合，而本次讲座主要侧重微观的角度，最后再结合宏观历史进行总结。讲座的主人公是陕西关中的一位“极普通而极不普通”的农民，叫侯永禄。“普通”是容易理解的，他只是农村的一个普通的、没有特殊背景的农民，而之所以说他“不普通”，是因为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写日记，持续了五十多年，这对于农民的文化水平来说是很不普通的。宋怡明老师接下来的报告使用了大量侯永禄本人的日记和随笔，来讨论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可能被忽略的、或者是还没有受到足够注意的延续性——家庭以及家庭结构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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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日记》
侯永禄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
为了能理解家庭和家庭结构，宋怡明老师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两个基础的人口学概念：家庭生命周期和劳动力抚养比。家庭生命周期，指的是一个家庭诞生、发展直至消亡的运动过程，这个概念包含了人口变动的主要内容，从结婚、生育、抚养未成年子女，直到衰老和死亡，并且把这些人口学因素有机地综合在家庭的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而劳动力抚养比是指在人口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抚养比越大，表明劳动力人均承担的抚养人数就越多，即意味着劳动力的抚养负担就越严重。宋怡明老师指出，这两个人口学因素对个人的经验、生活、危机，甚至整个中国现当代史具有非常大的影响。
接下来，宋怡明老师介绍了几个重要的政治演变的时刻对个体生活经验的影响，以及个人是如何理解和应对这些政治经济状况的。第一个重要的时刻是土地改革时期的阶级划分。宋老师认为，当时的阶级划分依据主要是土地多少与劳动力抚养比，土地多则说明生活状况好；而劳动力抚养比很高，说明家庭内劳动力承担的抚养人数过多，那么则说明存在雇佣劳动力来为自己工作的情况。侯永禄一家在1947年时是全靠家庭劳力支撑，家里将多余的地当给他人使用，而到了1950年取回了当给别人的地，这些土地超过了他们家庭劳动力的能力，所以雇佣了他人来劳动。因此，在50年代土地改革的阶级划分中，他们家被评为了中农，而实际上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在47年可能就会被划分为贫下中农。也就是说，被评为中农这件事对于侯永禄的家庭来说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这个结果却对这个家庭产生了很大影响。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的儿子参军可能由于成分不好遇到困难，他的女儿结婚的时候也因为自己家成分不好而不具有选择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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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永禄与家人
第二个时期是集体经济的时期，此时这个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农民同样自己意识到了家庭收入的一个重要的独立变量是家庭结构，而且将这个发现在日记中理论化了——“一些劳力强,人口少的户,生活上就显得宽裕些,而一些人口多,劳力少的户生活就显得困难得多”，抚养比和家庭生命周期是相关的，抚养比比较好，家境就比较好。而集体经济的一些特点对于侯永禄自己的理论也产生了影响，其中一个是自留地的制度。宋老师指出，自留地是按人口分的，自留地的收入是自己留下的，人口多，能分到的自留地也就更多。因此即使不能劳动的人得不到工分，但是可以分自留地，仍然会对家庭的收入有影响。
接着，宋老师又结合宏观政策去讨论个体行为。对于中国农村家庭多生育小孩这件事，许多人认为是由于落后的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但宋老师认为这种生育行为恰恰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是十分理性的。自留地按人口分配这一制度实际上就是鼓励农民家庭多生小孩，正如侯先生的日记里所体现的，小孩虽然不挣工分，但能够增加自留地，且小孩的饭量小，整体计算下来仍然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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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永禄与家人
接着，又谈到了计划生育政策，宋怡明老师指出，一个意外的事实是很多支持计划生育政策的实际上都是农村中年妇女。而这个从政治经济条件与家庭的关系仍然能够得到解答，在那个时期没有完备的托儿所制度，也没有市场经济，承担了养育责任的女性在生养多个孩子的情况下实际上是负担非常重的，需要亲自照顾孩子和制作孩子的生活用品如衣服鞋子等等。
之后，到了改革开放时期，虽然在这个时期侯永禄的家庭已经大部分获得了城市户口，不再具有农民家庭的代表性，但是从侯永禄的日记中仍然能看出一种延续性，即当他考虑是留在农村还是去往城市的时候，他仍然是从家庭结构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时间再推进到当代中国，宋怡明老师指出，中国目前农村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个是留守儿童问题，另一个是农村老人的社会福利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和家庭结构以及劳动力抚养比有密切关系，侯永禄日记中体现的思想仍然具有重要性。当然，要全面理解这些问题，还需要考虑一些这次讲座来不及讨论的因素，比如户口等。在这里，宋老师还推荐大家去阅读一本书——Invisible China，作者罗斯高（Scott Douglas Rozelle），这本书有一个观点，就是农村早期学前儿童教育很可能是中国未来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关键因素。宋怡明老师认为这也和他的研究的一个基本取向是一致的，即微观的选择、微观的决定，都能产生宏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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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sible China: How the Urban-Rural Divide Threatens China’s Rise
Scott Rozelle, Natalie Hel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0
最后，宋怡明老师回顾了讲座伊始所提出的问题，他认为需要超越中国历史三联画的分析方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种分析方法无法体现中国近代历史的延续性，而这正是宋老师整场讲座想要强调的；宋老师还想强调的一点是，家庭结构对老百姓的个体生活经验的重要性。关于家庭结构，侯先生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即家庭结构从来不是文化精神和落后思想的结果，它实际上完全适应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而且，非分期的研究方式也有助于把中国放在世界史的框架中。20世纪的中国历史跟世界历史体现了一种合流，从长期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农村家庭跟世界各地大部分的农村家庭一样，它的结构越来越简单、规模越来越小、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等等。而且从经济结构来看，中国和全世界很多发展中的国家一样，早期现代化时期国家吸收了很多农村的资源来投入到现代化、工业化中。因此，我们有理由把中国农村发展史放在世界农村史框架里，才能找出带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史。但是，无论如何，宋怡明老师最后总结到，如果要对宏观历史有一个完整的了解，老百姓对整个政治经济环境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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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在评议环节，主持人赵世瑜老师指出，正如宋怡明老师在讲座中反复提及的，这段历史对于中国人来说许多都是常识，但是从外国人的视角来说许多都存在一定隔膜和误解，如果从一个外国人的中国研究的视角来看这个研究还能有更多发现。此外，赵老师还对讲座中涉及的一些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澄清，如集体经济时期口粮与工分的关系，二者并不是并列的两种计酬方式，工分发的钱实际上是由扣除口粮和国家统购以后的剩余来决定的。再比如自留地问题，自留地实际上是地方或民间对于自上而下的集体化政策的一种策略性应对，甚至在某些时期还受到了中央的批判，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为讲座中也提及了的农民的一种创造性和创新性。最后，赵老师还建议，应当思考这项研究与宋怡明老师曾经的研究以及未来的研究的衔接性问题。
在提问环节，有同学问道，一个每天坚持写日记的农民是否已经超越了他所在的阶层，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这项研究多大程度上是对侯永禄本人的研究，还是对农民群体的研究。宋老师对此的回答是，这确实是一位“不普通”的农民，他的日记不一定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日记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因为他的日记清晰地表达了他的思考方式和对生活状况的理解，这和许多其他缺少清晰思考的日记是十分不同的，这也使得他的日记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从他的日记中我们至少能够看到老百姓对于他们所处的政治经济状况的理解。第二个问题是，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民没有脱离土地，因此在家庭结构和劳动力抚养比问题上有很强的延续性，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从土地上被解放出来了，这个时候农村的家庭结构似乎存在断裂，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宋老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农村家庭结构的延续性是指逻辑上的延续性，而不是完全的不发生变化，就算家庭结构有演变，但是家庭结构对人处理问题的影响，这个逻辑还是可以延续的。
宋老师的讲座引发了现场许多思考，也产生了许多有益的讨论与互动，本场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