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0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312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家产制、科层制与差序格局——中国官僚体制传统再认识”。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雪光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阎步克，文研院邀访学者、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李开元评议。

本次讲座中，周雪光老师接续上一讲的研究内容，指出家产制、科层制与差序格局是认识中国官僚体制传统的三个要素。关于前两个要素文献中已有诸多讨论，周老师的研究系列着眼于差序格局，探讨其在中国官僚体制中起到何种作用。在上一讲中，周老师从儒教伦理看差序格局在士大夫社会世界中的重要性，提出将差序格局建构为一种作为分析工具的理想类型。本次讲座，周雪光老师从观察到的问题和现象讲起，通过分析中国官僚制的制度要素，将差序格局引入到官僚体制模型，讨论其与家产制、科层制之间的关系和意义。周老师指出，差序格局提供了中国社会中组织起来的文化资源、中国官僚制中非正式行为的制度基础，塑造了中国官僚体制制度安排和行为的特点。作为社会学者，周老师关注当代问题，借用史学资料和研究成果，来探讨作为历史遗产的中国官僚制传统在当代具有何种意义。

韦伯在20世纪初首次提出科层制（bureaucracy）作为一种新型组织形态，具有以下特点：具有明确的权威等级制度、按照规章制度行事，职员受到专业训练。它产生于18世纪以来近代国家的兴起与竞争，以满足涌现出的军事、赋税、财政等公共事务方面上的需求。同时，科层制作为理性组织，为市场经济要求的效率、准时和可预测性提供了条件。20世纪初出现的“列宁式政党”等是建立在科层制上的新的演变模式。

反观中国的官僚体制，早在韦伯提出这一概念2000多前就已经完整出现了。李峰在《西周的政体》中对比了韦伯的官僚制特点与西周金文中记载的西周政治活动，认为中国在西周时已经有完整的科层制形态。日本学者富谷至在《文书行政的汉帝国》中，以简牍为资料依据，深入剖析汉王朝的文书行政体系及运行机制，将汉王朝集权帝制的确立与巩固归因于文书行政的高度成熟与贯彻实行。阎步克从功能组织与身份组织的二重性出发，研究中国古代官阶制的特点、品位结构变迁，反映了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和行政理性的高度发达。然而，中国官僚体制与韦伯式组织有着质的不同。当历史的车轮走向近代，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中国行与乾隆帝国发生了“礼仪之争”，其背后是两个国家形态和政府制度间的不兼容和冲突，如何理解这两种时间上遥远、形式上类似、实质上非常不同的国家建构过程，成为了值得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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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关于中国官僚体制的鲜明特点，学界已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周雪光老师引入差序格局要素并探讨它在中国官僚体制中的位置。首先，周老师回顾了韦伯的家产官僚制，家产制是宗法制度关于皇权中心的家父长权威，安排了皇权、诸侯、贵族之间的关系；官僚制是科层制的理性形式，体现了行政理性的要求，但也体现了家产制的人身依附关系。在韦伯看来，中国国家形态是家产官僚制的最纯粹形式，中国官僚制即是家产官僚制：一方面以科层制追求效率，另一方面以家产制安顿不同权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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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家产官僚制”模式

周雪光老师提出，中国的宗法制度产生了五服九族的宗法伦理，有两个后果：第一，宗法制提供了政治统治的架构，是以皇权为中心的父家长权威在政治领域的延伸，规定了君天子臣诸侯的政治秩序。第二，宋以后，在与皇权、科举制的互动中，各类宗族和家族势力在民间兴起发展，其中心原则是差序格局。这两个线索也体现在中国文化和社会制度安排中。

商伟的儒学“二元礼”可以很好地捕捉这一关系：“它在俗世中确认神圣，因此既是道德的，也是功利的；是象征性的，也是工具性的。”儒家文化规范了权威等级关系和社会关系，也是等级制服从与追求利益的工具。从文化意义上解读，儒家伦理一方面蕴含了自上而下的家国主义，一方面表现为社会关系中的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最早由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核心概念：社会关系结构产生了亲疏各异、松紧不一的各种社会圈子，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与其他群体的社会距离来决定如何对待他人，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泛起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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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序格局

费老的差序格局概念提供了形象的比拟，但缺少概念化与理论探讨。周雪光老师将其构建为理想类型，具有以下三种要素特征：自我中心、亲疏有别、身份基础。自我中心指的是以个人或家庭为中心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如对待父母、兄弟、朋友、君臣的孝、亲、义、忠，蕴含了多中心的渊源。亲疏有别反映了社会关系如“水波纹”一般，因不同的社会距离而差异性对待。血缘、宗族、婚姻等形成了特定的差序身份基础，在不同个体和群体间存在持续稳定、清楚明确的边界。“差序格局”不同于始于个人、一统于上的家国主义，也不同于同质聚类群体概念，如史学家李开元笔下的汉初军功受益阶层，后者具有强大政治势力和政治基础，是高等社会身份群体形成的新的社会集团，但群体内部没有差序格局结构。

周雪光老师进一步指出，差序格局的意义没有停留在宗族制度本身，而是通过拟家族形式延伸到了其他领域（如师徒、主仆），成为中国社会组织起来的文化资源。阎步克在其著作《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中说明了这一比拟机制：中国古代的所谓“亲亲”，是相当“泛化”的，它并不仅仅限于真实的亲缘关系。士大夫集政统、道统、亲统于一身，促使制度要素（亲亲关系）在三个系统间比拟扩散，“泛化”到了各种情境、各种社会角色之间，并由此而形成了整合社会的强大力量。

众多史学研究对拟家制的制度扩散进行了关注与阐述，反映出差序格局为中国人组织起来提供了特定的文化和组织资源。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论述了清代伙计制作为新组织形式的兴起，“伙计”“掌计”大体都是亲族子弟等差序格局中距离最近的群体，从家族制度延伸到商业领域。这一事实恰好说明明清商人如何一面利用传统文化的资源，一面又把旧的宗族关系转化为新的商业组合。孔飞力研究中国移民的海外经历时发现，在新的文化背景中，海外移民更多地依靠亲缘群体的模式，通过同乡、同姓的文化资源组织在一起。经济史学家格雷夫（Avner Greif）比较了中国与欧洲的近代企业制度。企业扩展需要动员资源、降低风险，中国家族制度提供了相应的组织资源，而欧洲缺乏家族组织形式，采用了法律基础上的有限股份公司制度来解决这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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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模式修订版

周雪光老师提出了“韦伯模型的修订版”，即将差序格局与家产制、科层制并列，成为中国官僚体制的三个要素。也就是说，当官员进入官僚体制中，他将这种以个体为中心划分亲疏远近的社会关系网络带入官场。因此，中国官僚制是家产制、科层制和差序格局三个要素结合而来的。差序格局融入家产官僚制，在正当性基础上是相互兼容的，存在于官僚制度的不同环节、不同侧面。

周老师提出，不同于史学的归纳提炼法，他是从社会科学推演法的角度来分析差序格局的，即将差序格局视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文化资源和官场的一种运作“机制”，与家产制、科层制互动，诱发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行为特点。周老师通过一系列史学研究中的例子来说明以上观点。他首先比较了法律儒家化与组织儒家化来说明差序格局在两者中的意义。瞿同祖先生提出的“法律儒家化”概念：“以礼入法”是“明刑弼教”与“伦理秩序”的结合，法律条文应用于所有案例对象，而不是以法官自我中心的“差序格局”。与此相对比的是，周雪光老师提出了组织儒家化的概念，即科层制与差序格局的结合，官员以自我中心来亲疏有别地处理事务，同门、同年、同乡成为身份基础。在法律儒家化和组织儒家化中，差序格局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前者缺失，而在后者居中心地位。

另一个例子是科举制度，一方面，作为理性组织的制度设计，科举制打破特权和庇护关系，接近韦伯式组织中的专业化训练。但另一方面，大量文献指出家族制的差序格局深入到科举制的各个环节。家族是准备和参加科举考试的重要机制，而入仕后的官员也被期待要反哺家族。另外，同门、同年、同乡等家族类比为差序格局在官僚体制内的运作提供了深厚基础，据此，孔飞力将科举考试称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生产朋党的作坊”。

与此相关的几个例子也说明了差序格局作为中国人为人处世的方式对官僚制的渗透和影响。据罗威廉在《救世》中记载，陈宏谋的官宦生涯体现了家族对其官场发展的极大影响。他先受其兄影响，后经联姻得到妻子一方士大夫相助。解职京官后转投师门，又受张廷玉提携。而陈宏谋本人的官途发达则为全家男性向上流动打开大门。周锡瑞在《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中描述了清代叶氏家族堂兄弟共同在私塾读书、为子弟捐职位以利其参加省试的历史。黄仁宇则在《万历十五年》中提供了李贽人生经历的一个“反例”：为了抵抗家人要求他入仕后反哺家族的巨大压力，李贽一意孤行，削发为僧，最终与家族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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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周锡瑞：《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

中国官僚制度的人事任用也具有家产制、科层制与差序格局的多重性。在正式制度上，中国官僚制表现出韦伯所言科层制与家产制的交融互构：阎步克先生运用“品位-职位”视角，指出形形色色的品秩勋爵在建构行政科层体制、维系和调节政治社会身份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侯旭东以西汉为例，将中国古代帝国持续存在的君臣关系分为常规的礼仪型与信-任型（即“宠”）两类，强调个人间感情而非权势在信-任型关系中的意义。胡恒分析了清代缺分等第体系中的皇帝权力与庇护关系：皇帝可以通过“请旨缺”按照其意愿任命最重要的位置，“部选缺/题调缺”由吏部抽签决定，体现了抽离主观参与的行政理性。

另一方面，差序格局作为非正式制度也在长期稳定地发挥作用，揭示了中国官僚制度运作的实际过程。《杜凤治日记》中记载了晚清官员杜凤治受“荐卷”师、同宗、同学、同年、至交好友提携的入仕生涯。上面讨论的叶氏家族的官场活动也有类似的举动。叶坤厚进京觐见皇帝时携带儿子以求仕途，而叶伯英在病逝前的“遗疏”中仍不忘向皇帝举荐自己儿孙。清朝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能够平反昭雪，也是由于杨乃武同年、同乡的官场网络联手援助，冲出了常规的官场轨道。凡此种种，都与差序格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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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捷：《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综合上述讨论，中国官僚制结合了家产制、科层制、差序格局三者的多元色彩，共同构成了中国国家治理分而不散，统而不一的“疏放”形式。这三者在官僚体制的不同环节和过程中，也有不同的结合形式，存在紧张冲突与再平衡的过程：有的完全融合、混为一体（如法律儒家化条文与伦理完全融合），有的平行捆绑、松散关联（科举是正式化的制度空间，但不同环节中渗透了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有的被焊接在一起，各管一段（如请旨缺/吏部掣签代表的两种不同人事安排机制，以及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双轨政治”过程）。

周雪光老师指出，这些“差序格局”方面的史料是日常常识，散见于各种非正式文本中，但有系统性、稳定性和重要影响。在现代社会，变通、共谋、社会网络等与差序格局关联的现象通常被看做一个公平公正的官僚体制需要克服的“弊病”“问题”，而不是体制中的一个有机部分。这些观察启发我们反思中国官僚制作为历史遗产的当代意义。

周雪光老师讨论了差序格局与历史上国家治理的“帝国逻辑”之间的关系。周老师以前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正式与非正式的并存和转化关系是中华帝国治理的核心所在。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深刻矛盾意味着中央与地方关系不得不处在“上收-下放”的不断调整之中。在历史上，这一周期性循环更多地通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微妙而隐蔽的转换调节来实现：正式制度上中央集权的一统体制稳定不变，但在实际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关系更多地通过前者限制或默许后者的非正式制度运行的范围和程度而不断调整、演变。

正是这种非正式运作给帝国治理带来了灵活性和生命力，缓和了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间的矛盾，以实变维系名不变。差序格局就是这样渗透于帝国逻辑的运作过程中，体现在正式制度（家产官僚制）与非正式制度的并存共生，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名与实）之间转化的各个环节上。在这个意义上，差序格局是帝国逻辑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并非“弊病”，也不是“异常”。

最后，周雪光老师指出了将差序格局引入中国官僚体制模型的意义：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路径，认识中国官僚体制一统性与多样性、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并存的局面。历史上，差序格局作为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兼容，一起构成了帝国治理的逻辑。在当代，差序格局仍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中国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底色。与此同时，在新的国家治理逻辑中，差序格局与正式制度不再兼容，而是引起新的紧张冲突和相应的应对举措，由此塑造了当代国家治理的新特点，值得进一步的深入思考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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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官僚体制/政府行为的理论发掘

与谈环节

李开元老师表示，周雪光老师的讲座带给他亲切、惊奇、期待的感受。“亲切”来自学术生涯中的心灵相通。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序言中，周老师表示在长期研究数据模型后，反思与中国实际情况是否逐渐疏离，开始了进入田野的学术转型。李开元老师分享了自己相似的经历，在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后，李开元老师深感这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语言逻辑的游戏，也决心走回田野，走到考古发掘的历史现场。“惊奇”和“期待”在于，在80年代经过学人介绍，中国学界对韦伯的理论已吸收很多，在韦伯理想型的指引下也出现了众多概念。但从历史学者的视角，社会学的很多理论无法真正落到历史研究的实处，只能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思维方式。而周雪光老师引用“差序格局”的理论资源，不是自上而下的从韦伯理论中滋生的概念，而是费老在长期田野考察中提出的模型，与历史学者从具体研究到理论模式的进路相同。把差序格局运用到诸如军功制度等历史学现象的分析中，也许会成为将理想型模式引用到历史学研究中的成功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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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李开元、周雪光、阎步克

李开元老师表示，在学科分化导致学术研究碎片化的今天，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宏大理论已不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主流。受这一形势影响，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也相当细碎，有时想从社会科学中得到启发，但思维方式隔行隔山，理解韦伯等社会学思想存在一定困难。而周老师对差序格局进行了准确阐释，把家产官僚制与差序格局结合，为中国官僚制度研究提供新视角和新认知。费老提出差序格局最初的解释力限于预测个人行为和思维方式，周老师将其推广到官僚体制，用以分析正式体制中的非正式关系，体现了社会学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阎步克老师针对周老师的报告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他列举了一系列的史料来说明，差序格局的确广泛存在于历史上的官僚体制中。阎老师指出，差序格局与组织理性化之间的紧张，注意到在历史上法家和皇权也极力控制基层的差序格局多中心倾向。这里引出了差序格局的机制作用，及其相应的自上而下控制官僚体制的做法。阎老师提出了差序格局的界定问题，即哪些方面的非正式行为源自差序格局，哪些来自其他渊源。澄清这一问题有利于加强差序格局概念的分析性。

论坛最后，周雪光老师对上述发言进行了回应，与会学者与听众就差序格局作为中国官僚制的制度要素、帝国治理中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