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1日，“北大文研论坛”第182期“书写与美术：艺术史视域下丝绸之路考古发现新探索”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本次论坛由文研院邀访学者，北京服装学院美术学院邱忠鸣教授、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毛秋瑾教授召集，来自芝加哥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二十位学者参加。

上午场

论坛伊始，毛秋瑾老师首先介绍了工作坊的缘起。近年来，丝绸之路沿线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的考古工作屡有令人振奋的新发现。譬如，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2019年在甘肃武威发掘的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持续开展发掘工作的吐峪沟石窟遗址、2021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等，都使学界对丝绸之路沿线和文字、书写及美术有关的新材料备加关注。此外，新疆奇台县唐朝墩遗址、吐鲁番葡萄沟西旁景教遗址、库车地区乌什吐尔遗址、喀什地区莫尔寺遗址及苏巴什佛寺遗址等新发现，同样为研究佛教东传西渐、佛教建筑及艺术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演变提供了新材料。

首先做报告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任冠老师，题为“唐朝墩景教寺院圣台（Bema）的发现与初步研究”。唐朝墩古城为唐代庭州蒲类县县治所在，自建城以来历经多次战乱，沿用于高昌回鹘、西辽和元代，废弃年代可能在14世纪察合台汗国时期，与北庭故城遗址的兴废相近。近年来城中发现一座规模较大的景教寺院，唐代始建，高昌回鹘时期重建、扩建并多次修缮，西辽时期毁坏后重建，元末与古城同时废弃。寺院遗址主体建筑由结构较为相似的南北两组空间构成，自西向东依次为长方形中殿、高于中殿活动面的祭台、南北三间一组的房间和最东侧的后廊。其中，作为东方叙利亚基督教教堂内标志性结构之一的圣台（Bema）尤其值得关注。圣台是举行宗教仪式的中心，一般位于教堂中殿中央，平面呈马蹄形或方形，多有一条礼仪通道与圣堂相连，主要用于展示圣物、纪念圣徒或殉道者、诵经传道。

目前唐朝墩圣台遗址已发现壁画遗存，上有叙利亚文和回鹘文的“也里可温”题记。其中东壁主绘耶稣荣进圣城图像，南北两壁绘圣徒形象，西壁则画有耶稣受难的故事。伴随景教寺院等级提升、规模扩大、信众增加，与纪念殉道者相关的结构出现，寺院从偏重修习的修道院向区域中心教堂转变，其宗教空间也发生变化，宗教礼仪中心从圣堂向圣台转移。此外，由区域宗教文化的角度来看，佛寺遗址和景教寺院遗址同处于唐朝墩古城南北向轴线之上，在古城的历史中长期共存，和谐发展，体现了城市内多元繁荣的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状况。景教壁画中唐代艺术风格的延续、对佛教题材纹样的吸收借鉴、图像中对不同人群的绘制，也共同反映出多元文化和人群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由此可见，丝绸之路新北道既是经贸往来的通道，也是思想文化传播的通道，更是古代不同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通道。天山北麓地区作为连接欧亚草原的主动脉之一，兼容并蓄、协调共存是这一地区历史发展的轴线和底色，更是该区域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评议环节，林丽娟老师指出唐朝墩景教寺院发现意义重大，在文书和碑铭之外，保存完整的寺院遗址更能为景教研究提供难得的建筑和图像材料，她还对部分壁画内容和建筑功能的释读提出新解。荣新江老师指出，景教寺院的发掘不断扩大、研究不断进步，也对了解丝路沿线，尤其是长安的景教教堂形态有所帮助，不过对高台功能的考察仍待深入。巫鸿老师阐发了壁画内容反映的艺术传统及其来源、教堂空间布局等问题。贺西林老师则认为，壁画是长时期多次添加、修补的结果，应对图像年代问题作出细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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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墩古城的南北轴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立栋老师的报告以“依稀明灭画中梦，山寺雪夜墨痕轻——丁谷窟寺的书写与图像”为题，恰与当日降雪氛围相合。2010至2023年，吐峪沟遗址共进行九次考古发掘，对沟东区、沟西区整体发掘、全面揭露，所获甚多。首先是出土文书，以汉文、回鹘文为主，其余为粟特文、梵文、摩尼文、蒙文、古藏文等，包括佛经写本、寺院行政文书、世俗文书等，种类多样。其中，回鹘文礼拜北斗七星燃灯历写本是有关回鹘人北斗七星崇拜的新材料，摩尼教文书也为研究东部天山地带摩尼教团、教区的分布及组织网络体系提供新线索。吐峪沟也出土了不少笔、墨、纸、砚，由此也可以关照丁谷寺僧众的日常书写问题。

吐峪沟丁谷寺的图像创制同样具有重要研究意义。五至七世纪前半叶的高昌郡至高昌国时代，高昌石窟以凉州造像组合为主体，将河西、龟兹及本土的洞窟形制与造像内容重组配设，同时利用和融合了龟兹、河西地区的造像技法和装饰纹样，最终创立出融会东西、内容独特的“高昌样式”。此外，石窟空间结构和窟内造像题材布局是按照特定逻辑规划营造的，指示、引导着洞窟使用者的仪式行为，此种隐性的洞窟内在规范秩序与窟内行为过程存在互为表里的密切关联。以吐峪沟东区第30—32窟洞窟组合为个案，通过分析石窟空间结构和造像题材布局，可知洞窟组合中各座洞窟所承担的不同功能：第30窟为谛观相好的“观像窟”，第31窟为诸佛示现作证的“诸佛作证窟”，第32窟为禅僧观想入定的“定窟”。三窟呈“品”字形布局，第31窟在三窟中处于正中位置，等级最高，第30、32窟处于两侧从属位置。三窟以组合形式出现，对应禅修过程的不同环节，承担着不同功能，具有内在的仪式程序和义理逻辑，引导着禅修者禅观图像观想、系心住意、安隐入定。

邱忠鸣老师就佛经残片出土位置问题与夏老师进行交流，丁谷寺被废弃后，很多文书碎片和垃圾混在一起，成为修房子的垫土。遇山洪后又与泥沙一起冲入沟中，因此大多不在原本石窟内地点发现。巫鸿老师围绕北凉三窟与“高昌模式”、吐峪沟东区第30—32窟相关图像的时间线等命题作了进一步论说。范晶晶老师结合于阗文《佛本生赞》考察了禅观问题。李子捷老师关注吐峪沟东区第19、15窟的“资料室”性质，指出研究佛教著作史时，需关注僧人撰作时能够看到的材料范围，并将其置于高昌石窟的大背景下考虑。此外，史睿和毛秋瑾老师也围绕新发现的笔墨纸砚和轴头等书籍史相关材料提出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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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鹘文礼拜北斗七星燃灯历

下午场

中国国家博物馆牛健哲老师带来有关乌什吐尔遗址考古新发现的报告。乌什吐尔遗址位于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的绿洲台地之上，在库车市区之西，距库木吐喇千佛洞仅一公里。遗址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依地势而建，西南角有高台，沿河为断崖，其他方向残存城墙，遗址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20世纪初，德国格伦威德尔探险队、日本大谷探险队等曾多次盗掘此地，破坏相对严重，但也保留了很多地面遗存。目前考古工作集中于内城中部与外城南部，内城中部有一个将近两百平方米的方型建筑，内有用火痕迹，但没有发现佛教建筑遗迹。城内还有一些排房，可能是储存粮食和小型物件之处。出土钱币有大历元宝、建中通宝，但锈蚀严重，也有一些龟兹小钱。此外，也出土了少量带有龟兹文的陶片，但非常零碎，龟兹文本中或许有僧人的名字。2021年，在北边排房前的冲沟发现了残女玉人，是西汉时期中原高级祭祀物品组合之一，它在乌什吐尔遗址的出现，也为我们寻找西域都护府城址提供了线索。

2023年对城址西南角的发掘也有新收获，如发现西南角的高台具有瞭望台作用，并且有四期地面，被长期使用，多次损毁、重建。在瞭望台下的废弃堆积中也发掘出几件残文书，为三小片龟兹文文书和一件汉文文书，前者可能是书信和粮食物账，后者或为借据。近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乌什吐尔遗址现存主体建筑的年代当在魏晋至隋唐之间，而恰在唐朝将安西都护府迁到龟兹后，该城现存建筑的基本规模得以奠定。结合前人的相关研究，该遗址应是驻军之地，或即史籍所载的唐代柘厥关城址。随后，毛秋瑾、夏立栋等老师就城址年代的测定、是否有佛寺遗存、城市街道与城墙建筑遗迹等问题与牛老师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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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什吐尔遗址地貌环境

中国人民大学陈晓露老师的报告题为“苏巴什佛寺遗址东寺洞窟考古发掘主要收获”。苏巴什佛寺遗址位于库车东北25公里，是佛教重镇龟兹的高级佛寺，与龟兹王室关系密切，位于库车河的冲积扇上。目前发掘了三个地点，旁有石堆墓群，或是魏晋时期的僧人墓地。第一地点K1、K2前有院落，南北长约7.4米、东西宽约3.9米，发现柱础遗迹，应曾有木结构建筑，后有像龛。K1较为狭长，保存了少量壁画，应与禅观有关，或为涅槃变。K2全长3.50米、最宽处约1.7米，出土了少量带有龟兹文的残块，难以释读，旁有三个小禅室。第二地点的F1、F2或为生活区域，而其K3洞窟规模较大，前室东侧壁龛保存较好，墙壁上有龟兹文题记。K3后室也绘有壁画，上有人物形象，与克孜尔石窟的部分壁画有相似之处。第三地点则坍塌严重，并且与前两个地点不同，其座南朝北，背对地面佛寺，显然是集中修禅之所。由此讨论苏巴什佛寺地面建筑与洞窟的组合问题，后者的首要功能更应是禅修。

随后，夏立栋老师围绕苏巴什东寺洞窟的窟前建筑、僧人观想物与坐禅方式等问题进行简要评议。邱忠鸣等老师围绕石窟年代问题展开讨论，认为石窟系年当在五世纪下半叶左右。荣新江老师指出辨别壁画绘制所据佛典文本的问题，应关注龟兹地区的独特性。李子捷老师则就禅观壁画的具体内容提出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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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巴什遗址第一地点K1、K2

中央民族大学的肖小勇老师介绍了喀什莫尔寺的考古新发现。莫尔寺遗址位于喀什绿洲的北端、天山支脉古玛塔格山东南部一处剥蚀台地上。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莫尔寺遗址就引起了外国探险家的注意，多支探险队曾来此作短暂探察。但受自然侵蚀影响，遗址破坏较严重，所在台地冲沟密布，许多地方已降低到原地表以下深处，地面遗迹已经消失或趋于消失。2019年以来，对莫尔寺遗址的主动发掘面积达3900平方米，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莫尔寺遗址主要建筑包括双塔、僧舍、佛殿等，依台地西南断崖边缘而建，各建筑相互毗连，密集分布。目前发现了2处僧舍及“回”字形佛殿、大佛殿等大型建筑基址，清理出2号塔的基座及相关设施，出土了包括1万余件石膏佛像残件在内的珍贵文物，揭示了遗址的寺院结构布局和建筑特点。在圆塔东北的僧舍出土100余枚铜钱，可能是龟兹小钱，个别似为剪轮五铢钱。而大佛殿和圆形佛塔东北的“回”字形佛殿则出土“开元通宝”，由此可以推断遗址的年代可能早到东汉末或魏晋时期，晚到唐代。碳十四测年结果早到3世纪前期，晚至10世纪前后。该遗址既有早期印度佛教的特点，又可见后期汉传佛教重要影响。至于其废弃原因，全部建筑物室内外堆积中都发现大范围的烧灰层，说明可能是被焚毁的。随后与会学者围绕II号建筑基址供奉的大佛像、疑似塔庙建筑基座等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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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与会学者合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韩建华老师的报告题为“古道西风——丝绸之路青海道考古新发现”。四至七世纪初，占据青海的吐谷浑强盛，垄断了青海地区的交通和商贸，成为联系中国与漠北、西域、青藏高原、印度等地的交通中心，以青海为中心通向各方的畅通路线，就是丝绸之路青海道。其由不同时期形成的羌中道、河南道和湟中道三条干线组成，在吐谷浑控制时期，成为中外商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也成为吐谷浑登上国际贸易舞台的支撑点和向西域扩张的出发点，同时起到连接南北朝及西部少数民族政权的纽带作用。都兰作为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节点，在其所连接东西交通道路的沿线上，遗留大量重要遗迹、遗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都兰热水墓群。

近年来，热水墓群的科学考古发掘成果丰硕，将吐谷浑城址、墓群和宗教设施综合考察，以2018血渭一号墓为重点展开研究工作，廓清了墓园建筑布局及墓室结构，其中墓葬中的佛教元素和殉人殉牲现象、建筑结构、彩绘棺等尤其值得关注。2018血渭一号墓为单墓道竖穴土坑木石结构多室墓，由地上和地下两部分组成。地上墓园建筑，由茔墙围合，回廊介于茔墙与封土之间，北茔墙东端有供出入的门址；地下部分与《藏王统记》所载“墓作方形……其内有五殿，四方墓形自此始”相合，即所谓“五神殿”。此外，带有外来文化元素的珊瑚珍珠、金银器、未碳化的葡萄籽等也是中外交流的生动见证。

随后，与会老师围绕吐谷浑聚落形态、2018血渭一号墓的吐蕃化等问题展开讨论。荣新江老师和巫鸿老师分别从历史和艺术角度总结本次论坛，论坛在热烈的氛围中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