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8日下午，北京大学文研院“静园雅集”系列第10期活动在静园二院二楼会议室举行，中国当代著名媒体人、地图收藏及研究者杨浪以“地图的发现”为主题展开演讲，文研院访问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担任评议人，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出席本次活动。主讲人杨浪先生现任海航集团文化艺术总监、海航文化控股集团董事长、云南祥鹏航空副董事长、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讲授新闻编辑学），自上世纪80年代起先后于《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中国青年》（杂志）、《财经时报》、《财经》（杂志）担任高级职务，著有《地图的发现》（北京三联书店，2006）、《地图的发现·续》（北京三联书店，2008）、《老歌的发现》（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等。
杨浪老师以邓广铭先生提出的“治史入门的四把钥匙”为引子——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杨浪老师说，民初引入现代教育后，史、地分家，但其实离开地理，历史是读不通的。现代教育中历史与地理的隔断，在现代社会中衍生出诸多问题，例如在北京电视台纪念长征70周年的节目中，提到贵州省的乌江，竟扯上了“风马牛”的项羽。因此，把历史的研究与地理研究、现地踏勘结合在一起，尤为重要；而对许多现实问题的判断，尤其是对大场域问题的判断和组织，都必须依靠地图。
地图是拥有空间控制、群体迁徙和流动的前提，是执政的重要依据，是宣示权益的历史依据，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依托。地名直接关乎历史地理，关乎历史上群体的迁徙和流动，而战争是群体迁徙和流动的最典型形式。对于地图宣示主权的功能，杨浪先生举了西藏山南地区的例子。在这片9万平方公里的中、印争议领土，中国对外宣称主权，但中国的官方地图上曾经仅仅标出了6个地名；经过中科院郝晓光博士的奋力研究，西藏山南地区的27个新地名被考出，这些地名后被国家民政部所增加。由此可见，地图能为国家主权的宣誓起重要作用。
在杨浪先生的专著《地图的发现》中，杨浪先生曾对地图有过如此描述：“用线条描绘的历史，用符号勾勒的现实，用版本积累的震撼，用技术制作的文化”。人类原本的视角，仅仅是作为人类的平均身高的“一米七”，看不到广域的事物；而地图的视角，包括将各种地貌用有限的符号来表示，则意味着人类认识的“巨大升腾”。
杨浪先生从四个方面解释了地图的形制。第一，人只有“言不能达意”时才画图，因此“图”中的信息内涵比文字复杂，比语言清晰，比公式生动。杨浪老师说，包括美术作品的非语言产物，其所宣泄、所表达的情感和信息内涵，都远比语言更为丰富和清晰；而一张感兴趣的地图，完全可以“当成一本小说看”。
根据国外地图学界的普遍观点，现存最古老的地图，不外乎迄今2000年的马绍尔群岛地图、迄今2700年的古巴比伦地图、迄今3500年的意大利溪谷地图以及迄今3700-4000年的苏联南高加索一出土银壶上的图案等几种。而杨浪先生认为，人类最古老的地图应该在岩画上。在杨浪老师展示的几种土耳其地区的岩画中，都标明了水系、狩猎区域等信息；杨浪老师说，传递这些扎根于生活的植被、狩猎、水系等信息，岩画都是最好的形式，而这些岩画都应纳入地图的范畴。
第二，地图是“上帝的视角”，是“俯瞰”的视角。而这种俯瞰的视角，不仅需要大的胸怀，其视觉记录也需要强大的技术支持。从马王堆图、放马滩地图到遥至西藏边界的康熙大地图，可以看出，较高的技术手段是制作广域地图的必要条件，这从前提上限制了民间制作广域地图的可能性，需要动用强大的行政组织力量。
第三，对于比较文字记录中的误差，地图是最精确的文本之一。杨浪先生说，对于历史学者而言，任何历史文本都是相对不完备的，都是需要修正的；而地图的形式则不同，其精确程度的限制只有技术，基本上没有主观故意。对于地图中那些出于非技术原因的“故意的误差”，很容易找到理由来证明。现今的地图需要不断修测以保证其精确性，但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故意隐藏一些信息，这是另外的话题。
第四，研究历史必须依靠文献，而表空间位置的“图”在文献中极为重要，不可替代。例如，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周瑝《琉球国志略》中的琉球国图，能够为钓鱼岛问题提供积极的证据。但由于地图印制传播较文字困难，许多古地图流传不易。
杨浪先生指出，地图收藏能够改变读书的方式，在读书时建立一种全新的思维习惯：不仅思考历史在时间上的演进过程，而且思考历史事件、人物在空间上的存在方式。杨浪先生还以平型关战役的历史事件为例说明，这种思维方式能够对历史产生更为微观的认识，如此在读书时，“不但会为其道理、故事而兴奋，还会因为看到了它们是在哪个山岭、道路上发生而兴致盎然”。
随后，杨浪先生分别讨论了三种地图或与地图相关的故事。荆轲献给秦始皇的地图，足以包住匕首的篇幅与今雄安新区并不大的地理范围似有矛盾，可见其中地理内容之丰富；从一幅日本人1935年绘制的红军长征路线图的真伪问题展开分析，可以为当时红军长征事件对外传播的历史增添新的内容；用地图的角度分析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题记中出现了一处“东西”相悖的地理信息错误，而《鹊华秋色图》中的水文描绘，结合78年前一次黄河改道的历史，还孕育着一个对中国战争史的一个“不说之喻”。
负责评议的许宏老师结合考古学区域系统调查的经验，强调了地图对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例如，二里头周边600余平方公里的地区，现在很多地方都是平地；但考古学研究者通过对传世地图的利用，可以使当地原始的聚落形态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因此，地图对于考古学研究非常有价值。另一方面，从地图的功能来看，地理学者也可以显露出强烈的人文情怀。评议之后，杨浪先生与到场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与答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