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6日下午，文研院邀访学者交流会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2023年春季学期邀访学者，华中师范大学的林岩老师发表报告《我为什么研究宋代科举》，中山大学的廖钦彬老师发表报告《我为什么研究日本哲学》，同期邀访学者胡成、王辉、姚治华、Issac Bazie、朱天曙、张震、西村阳子、翟韬、陈壁生、宋婧、鞠熙、郜同麟、郭小雨，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客座教授罗伯特出席并参与讨论。
林岩老师首先分享了自己读书的读书经历。在林岩老师上大学的1990年代初，国学热兴起，钱穆、陈寅恪等民国学术大师成为了流行一时的文化符号，许多刊物、文章关于民国学术的讨论，激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热情，林岩老师也是在这种风气下产生了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进入古典文学的研究领域。林岩老师回忆，2000年第一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他负责写作会议综述。在梳理了会议成果与研究现状后，他发现宋代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宋词而轻诗文，分文体的研究多而横断面的综合性研究少。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虽然对于现有的研究范式不太满意，想走一条新路，但是又茫无头绪。恰好此时，导师王水照先生的自选集出版，林老师读到了其中的《嘉祐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一文，受到极大启发，这正是他所向往的“横断面研究”，于是决定将宋代科举与文学之关系的考察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机缘巧合的是，当时林老师正好在阅读宋人笔记，常常遇到大量的科举材料，并随手做了许多札记，这成为他后续深入研究宋代科举的一个重要触发点。事后回顾，林岩老师发现，70后、80初一代的宋代文学研究者大都开始走出文学内部的风格学研究范式，尝试联系历史、思想、社会进行跨学科的探讨。
林岩老师分享
对于科举研究，历史学科注重制度梳理，是从官僚体系、官制层面入手的。西方学者则常将科举与社会流动联系在一起，如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认为科举促进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艾尔曼《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认为科举不过是社会阶层进行再生产的一种机制。林老师对两种观点都不完全赞同。他尝试提出了一种“装置论”的视角，在林老师眼中，科举作为王朝体制下的一种联结装置，以层级性考试的方式，将王朝官僚体系与地方社会、士人阶层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考试内容的设定和调整，则塑造出一种共享的士人文化与正统的意识形态。因此，科举成为多方势力相互博弈的一个场域。所以，我们应该放宽视野，考察科举考试的扩散效应，即围绕科举考试，他对于社会、文学、思想、士人等诸多方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林老师认为，科举是一个思想、政治、社会、文化交织的复杂领域。从不同的角度考察科举考试，会有不同的侧重点。文学研究领域中，对科举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是程千帆、傅璇琮的著作，他们对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体现了文学研究中文化史的视角，更加注重科举考试所引发的社会风尚、文学风尚。以往宋代科举与文学之关系的关注不够，林老师自己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开拓，近年来随着研究者的增加，局面已有很大改观。
社会流动与功名身份——何炳棣（社会流动说）、艾尔曼（再生产说）
林老师向大家介绍了宋代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体系，以及糊名、誊录、锁院等程序规范，正是在宋代，中国的科举考试得以定型。林老师认为自己早期的研究主要处理了三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宋代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动与文学变迁之间的关系；二是熙宁贡举改革的起源与“性命之学”的兴起；三是开封府“寄应”现象，以及太学的扩建，尤其是宋代学校取士的问题。此外，宋代科举的许多具体问题和面相也得到林老师的关注，如举子赴考的费用、科举与家族联姻及兴衰、科举成功的地域分布和配额制的产生、落第士人如何寻找出路与精英角色扩散到其他职业。最后，林岩老师坦言，自己一开始是追循前人研究宋代科举的路径来进行考察，但近年来尝试做一些突破，发掘一些前人未曾讨论过的议题，希望能够推进宋代科举的深度研究。
宋代的科举制度
廖钦彬老师分享自己最初是在台湾淡江大学日语系学习，接触到三个领域：日本文学、语学、思想，在大学中参加了许多读书会，亦和同学间有诸多讨论。廖老师发现比起文学和语学自己更喜欢思想，于是就考取日本国家奖学金，前往日本筑波大学学习江户儒学与宋明理学。留学到第三、四年的时候廖老师的人生与学术发生重要的转折，自己从江户儒学转入近代哲学，自己与研究对象、研究史发生了交集。廖老师认为自己的人生也参入其中。在攻读博士时期，廖老师开始研读田边元的《作为忏悔道的哲学》及他的后期著作。忏悔道这本书的背景是日本战败，田边元开始反思自己之前的哲学思想，提出从坚持理性转向彻底否定理性的否定理论。这一转向映射出的问题一方面是理性自我否定后如何重新进行自我建构，一方面是日本在战败失去历史主体后如何重新打造自己。廖老师回忆，在自己非常挫败的情境下，这个哲学拯救了自己，它告诉自己不要坚持、执着于自己或过分放大自我，以及在这种自我否定下该如何重新出发。田边元在日本战败前后开始否定他自己，发展净土宗思想中 “自力”、“他力”概念。“自力”指代自我力量，也就是一种理性的立场，当“自力”、“理性”到极限、支离破碎的时候，自然会有“他力”来介入和帮助。廖老师发觉自己的人生经验符合这一哲学信念。到极限、绝望之时，彷佛“他力”就前来了。
廖钦彬老师分享
在田边元的书中有一个从自力到自他力最后到绝对他力的顺序说，而廖老师的解读是，田边元实际是在表述一种自力与他力、相对有与绝对无之间交互运动的媒介说。绝对无不能缺乏相对有，反之亦然，两者是互依互存的。田边元的思想有一条从认识到存在再到行动的线索，这背后实际体现的是西方近代哲学发展的脉络。田边元的老师、京都学派创始人西田几多郎提出的场所论呈现的是一种“是一是二，不即不离”的立场，亦即“既是…也是…”、“皆可”（Sowohl-als-auch）的立场，这是一种包纳一切的绝对无。田边元认为这其实是肯定一切的绝对有立场，是一种静止的状态，他要批判和重新解释它，于是用实践论与行动来进行否定和重构。这便是田边元的媒介逻辑。田边元建构了一套自我否定，进一步解释来说是一种相对有与绝对无交互运动的哲学体系。它呈现的是“不一不二，不同不异”的立场，亦即“既不是…也不是…”、“皆非”（Weder-noch）的立场，这最终导向绝对的无、绝对的否定也意味着无止尽的媒介运动。
媒介哲学体系的成立，有一个支撑它的关键词即“爱”，田边元说的无就是“爱”，“爱”就是无，这恰好反映在相对有与绝对无相互之间构成的否定与纠缠，亦即彼此之间的自我否定即肯定的实践上。在这个动态中，田边元提出一个上升与下降的结构，亦即佛-菩萨-众生的具体三层构图，佛为救众生而下降成为菩萨，得救的众生随佛的慈悲（爱）而一同下降救赎众生。在此，上升与下降成为一种既超越又现实的活动。后来，田边元的弟子唐木顺三继续发展出“形的逻辑”，阐述如何在二战后创造和形构日本的主体性，这一发展和田边元的媒介哲学有很大的关联。
田边 元《作為懺悔道的哲學》（1946）
廖老师向各位老师介绍了京都学派，京都学派在战前有发展和成为帝国哲学、普遍哲学的面向，在战后经历了没落与再兴的过程。京都学派第二代学者有很多是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朋友，受到现象学等影响很大。廖老师分享介绍了木村敏的临床哲学，作为精神医生的木村敏在医疗实践中遇到瓶颈，诉诸哲学研究以探讨精神病人的根源性问题：自己是什么？木村说明精神病患者在认知上虽一切如常，然而他却没有感觉到在活，会出现视觉障碍、没有行动欲望。这意味主体行动与认知不对等，正常人在这两方面则是平衡的。针对此，木村提出reality+actuality（认知能力、公共客观现实感+行动力、私人主观现实感），并认为在它底部有一个强大的virtuality（生命潜在力），治愈精神分裂患者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让这种内部潜能或力量支撑reality+actuality在人之中的平衡。在木村看来，在精神病人与正常人或人与人中有一种“我与你”的水平关系，而在每个个人的人格和其底部的大人格之间另有一种“我与你”的垂直关系，这种水平与垂直的关系要如何建立正是探讨“自己是什么”的关键。廖老师指出木村的临床哲学和西田几多郎、田边元的哲学有着不可切割的关系。
哲学小路（京都）
最后，廖老师介绍了自己的学脉与研究计划。廖老师的导师伊藤益的老师大岛康正正是田边元的学生，大岛和伊藤都曾透过研究和处理田边哲学而发展出自己的哲学思想，这一脉络也延续到了廖老师的学术中。1977年，求真会在群马大学创立，由田边的弟子们来推动，2009年求真会转移至筑波大学，2017年求真会改名为田边元纪念哲学会·求真会，2021年转至中山大学。廖老师分享，自己计划沟通日本与中国的近现代哲学，发掘日本哲学的价值，探讨东亚哲学内部跨文化的交流、比较以及中日哲学的现代化问题，在具体的问题中思考如何形塑东亚哲学。
撰稿人：赵洲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