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2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五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我们邀请“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黄克武老师谈“我为什么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历史学系郑小威老师作“我为什么要研究思想史”主题报告。同期邀访学者周雪光、欧珠次仁、何平、孙卫国、王宇洁、邱忠鸣、陈利、范广欣、毛秋瑾、孙靖国、张达志、朱晓峰、汤志波、王子奇、李子捷、陈浩，文研院院长杨立华、副院长段德敏、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黄克武老师结合自身经历和情感，分五个部分介绍了自己走上思想史学术研究道路的过程。

作为一名在台湾出生成长、在英美受过教育、又回到台湾工作的学者，黄老师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怀乡”。对于特殊年代成长起来的台湾人来讲，乡愁蕴藏在余光中的诗歌里，也藏匿在隔海期盼的信件中。因此，乡愁一定程度上化为了文化情调和研究方向。在18岁进入台师大历史系学习后，黄老师从钱穆开始读起，精读其《国史大纲》、《中国思想史》，逐步走上了对于中国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道路，这其中的思想核心，是对中国文化抱有的温情和敬意。

第二个关键词则是“志业”。谈及恩师高承恕先生，黄克武老师回忆了参加其读书会时阅读韦伯著作的经历，这也是他第一次深刻理解将社会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研究范式，理解在研究中要“追寻大问题”，例如塑造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资本主义、科学革命，社会科学理论和历史的关系，以及中国社会的肌理为何，最重要的是，产生学问的趣味与追求学问的使命感。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黄克武教授

黄老师的第三个关键词是“基地”，学术基地的建立是走上学术道路的必要环节，打好根基，再向外攻城略地。余英时先生曾说过，学术基地指的是一个学者最熟悉的东西，钱穆也好，梁启超也好，韦伯也好，基地的建立一定要非常牢固，要把这些名家的著作化成生命的一部分。在建立了基地的基础上，才能慢慢寻找思想史研究的学术典范。

黄克武老师的第四个关键词是“专业”，历史学训练是一种专业的锻炼过程。黄老师本人在求学过程中受到了不同的专业训练。硕士期间，他在牛津受到了“天才式”的训练，牛津的要求弹性较大，每周自行读书、写作，向老师汇报和讨论。在这里也遇到了几位重要的老师，例如研究道教、戏曲等民间文化的专家龙彼得。而在美国斯坦福历史系读博士期间，他受到的是有计划的系统性的训练，也正是在这里，遇见了一生的恩师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在黄老师的回忆中，墨子刻是一个脾气很坏，但带学生极其认真的老师，会反复修改学生的文章，教他怎样推理，怎样用词，怎样写出漂亮的英语论文。墨子刻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另一方面厘清了思想史和哲学的方向差异，思想史的工作主要是描写，而哲学的工作在于评估，二者密不可分。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困境”，或者说“在台湾成为中国人的困境”。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的困境体现在自由带来的分裂。但从好的方面看，传统文化和民主化的结合是台湾现代文化的特色，所以台湾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实验室，在社会主义之外做了一个关于自由的实验，即使它是有风险的。最后，黄克武老师以几句话作结：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产物，他相信历史是一个有价值的专业，历史研究是无止境的挑战，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思想史尤其要培养反省与自觉。

郑小威老师结合自己的经历，讲述了她在学术道路上的成长轨迹以及中国、美国、日本三种不同学术环境带给她的不同方法与思考问题的方式。她也介绍了自己为何在第一本书完成后开始了对思想史的学习。

郑老师于199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并接受北大历史系的系统训练，包括发现问题、细读史料、形成论点、解决问题能力的训练。在本科期间，她跟随邓小南教授撰写学年论文及毕业论文。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她确立了自己对于政治制度史、特别是政治文化史的浓厚兴趣；也因为邓老师和历史系很多老师们的鼓励以及“史学新秀奖”的获得，她确立了今后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志向与信心。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校区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与文化研究学系双聘郑小威副教授

本科期间对历史学的初步探索引领她走上专业研究的道路，也走向了国际的培养。郑老师特别提到在耶鲁大学硕士修课期间发现新材料的惊喜。2001年在完成史景迁教授的课堂作业时，她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中看到了由戴执礼先生编纂的三大卷本的《四川保路運動史料彙纂》。这部史料让她看到四川的辛亥革命与保路运动紧密相连：四川的辛亥革命是一个长达半年以上、集合了万人以上的大规模的长期运动。这一运动中不断浮现的新的思想、概念、价值观与话语都让她意识到辛亥革命并非完全是之前强调的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同盟会的反满革命，而是一个立宪派起了很大作用的、有关政治文化的革命。新材料的发现也促使她走上了辛亥革命研究的道路。

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 San Diego）博士学习期间，郑小威老师以四川辛亥革命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在论文写作期间，导师周锡瑞教授训练她做好社会史的社会结构分析，而她也特别受到台湾中研院张朋园先生对于立宪派研究的启发。在把博士论文修改成为书的过程中，她不断提炼自己的论点，逐渐把民权政治的建立当成四川辛亥革命的大事发生。郑老师在书中所考察的主要案例，来自四川的川汉铁路的修建。四川省内交通（水路）发达，但是自古与外界交通艰难，因此当地官绅对于修建川汉铁路有着极大的动力与热情。官绅合作逐渐演变为官绅竞争，而绅士与留日学生正是以权利话语（民权、选举权、股东权）为基础，捍卫着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围绕此事的争议和讨论，可以洞见民权思想的发展和变化，尤其令人激动的，是以权利为话语的新的价值与正当性的建立。

郑老师对于思想史领域的投入其实是在她第一本书The Politics of Right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出版之后。郑老师希望对书中提及的关于权利特别是民权的思想做一个系统、深入的梳理。她坦言，做好这一工作需要有对西方近代早期自然法哲学的认识，对于日本明治时期的历史特别是自由民权运动历史的认识，阅读日语文献的能力，以及对和民权相关联的概念（如共和、立宪）以及相对立的概念（如专制）的认识。而这正是这些年她一直在做的努力，包括在日本为期一年的学习。
 
两位老师精彩的分享引起了在场学者的积极讨论，本次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也在热烈的研讨之后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