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静园，如其名称一样，静静地座落燕园中，眼见着高楼平地起，学子赴前程，旧貌换新颜。现今，文研院入驻静园二院，也将传承二院的历史，静守学术的传统。
（昔日的燕京大学全景）
燕京大学的前身是1904年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汇文大学堂。1916年，汇文大学和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合并，但未确定校名。两年之后定校名为燕京大学，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出任燕大第一任校长。
燕大校友、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曾在《我从燕京大学来》一文中回忆道：“我作为一年级新生进入燕京大学，是在1932年的秋天。整个校园风景佳丽，光彩焕发，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朝气。这是我初入学时的第一个印象，至今难忘。”燕京大学的东西轴线以玉泉山塔为对景，从校友门经石拱桥、华表（取自圆明园废墟），方院两侧是九开间的庑殿顶建筑穆楼和民主楼，正面是歇山顶的贝公楼（行政楼），两侧是宗教楼和图书馆，沿中轴线继续向东，一直到未名湖中的思义亭，湖畔还有博雅塔、临湖轩。东部以未名湖为界，分为北部的男院和南部的女院。
(燕京大学校园鸟瞰1934)
如今的静园六院，就是当时的女生宿舍，座落在未名湖南面。初建时只有四座院子，被分别命名“敬斋”、“业斋”、“乐斋”和“群斋”，取“敬业乐群”之意。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未名湖北岸作为男生宿舍的德、才、均、备四斋。这样的安排也是为了迎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水之北为阳，水之南为阴的观念。当时的女生宿舍，外部尽量模仿中国古典建筑，在内部使用功能方面则尽量采用当时先进的设备：暖气、热水、抽水马桶、浴缸、饮水喷泉，学生专门设置阅览休息室。
（1941年，步出女生宿舍的女同学们）
冰心先生曾住在“二院”，流传甚广，其实有误。据冰心女婿陈恕先生在《冰心全传》中的记载，冰心先生在1923年已从燕京大学毕业，赴美留学，而彼时燕京大学的建造工作还未完成。三年后，冰心学成归国时，燕大刚刚完成迁校工作（1926年），在盔甲厂的男校和在佟府夹道的女校，同时迁入海淀新建成的校园，完成了燕大的男女同校。
（女生在宿舍交谊厅看报）
学生时代的冰心先生未曾住过静园，归国后执教于燕园时，她偶尔去女生宿舍蹭饭吃。她曾在书中回忆道，当时的四个庭院内并非全是学生居住，还有部分燕大女教师也居住在这里，而且每座庭院中还有自己的食堂，女生们都是自己动手淘米做菜，然后在干净明亮的餐厅里集体进餐，女教师们有时也会和同学们在一起用餐。她曾在《未名湖畔的三年》一文中写道：“那时四座称为‘院’的女生宿舍里，都有为女教师准备的两室一厅的单元，还可以在宿舍里吃女生餐厅的‘小灶’。差不多中国籍的女教师和生物系教师江先群、教育系教师陈克明等都住进去了。”
（宿舍里，四名女生伏案学习）
燕京大学实行比较严格的宿舍隔离政策，除了每年一次的开放日外，男生是不能随便进入这四个院落的，女生在晚上的特定时刻以后也不能出去跟男生约会。正是因为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的约束，这四座庭院就被燕大男生戏称为燕园里的“紫禁宫”。等到每年一次的开放日来临的时候，校园的气氛就变得活泼起来了，平日里显得幽静的庭院也热闹异常。男同学们会三五成群地来到这里参观女生的宿舍，而女同学们也会大大方方地把他们迎入庭院，并亲自下厨招待这些平日很难进入“紫禁宫”的男同胞们。
（两位女学生在二院门口相谈甚欢）
1952年高校调整，燕京大学因其教会大学的身份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而北大则从市区迁至西郊的燕园。原先的敬、业、乐、群四斋直接以数字命名，并根据原图纸加建了三院和六院，构成了今天北大静园六院。
（夕阳下的二院）
北大迁入后，静园的六个院落一度作为留学生宿舍继续保留住宿功能，但随着新宿舍楼的建起，住宿者们纷纷迁出，静园六院的宿舍时代也就此落幕。中文系在文革前一度入驻二院，直到文革开始，老师们被要求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办公”，这才搬到了32楼。
1978年，文革刚刚结束，文史哲几个院系重新搬入静园的小院。这一回，二院成为了历史系的地盘，而中文系则搬入了对门的五院，“门当户对”的笑谈自此而起。有意思的是，14年夏搬入人文学苑后，中文系与历史系依旧对门而居，再续前缘，当然，这已是后话。
从几大院系搬入那天起，静园摇身一变，成了北大的人文重镇。数百名学者常年汇聚于此，再如何声名在外都只分得小楼里的一角。一守三十五年，长得几乎横跨了北大百余年校史的三分之一。
久而久之，几个院落几乎成了各自院系的代名词，原本朴素的一院、二院、三院……的称谓，也仿佛氤氲书香中。“上五院去”，“上二院去”，志同道合者在言语间心领神会。每年，新生们略带敬畏地走进小院，而毕业者们也在此结束在燕园的黄金时代，各赴前程。
历史系84级本科生刘后滨曾回忆自己毕业时邀请二院历史系的老先生们拍毕业照的场景：
老师大都由同学们分头邀请来，每位同学邀请自己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而一些年高德劭的老教授，则需要通过系里老师邀请。照相那天骄阳当空，没有任何仪式和领导讲话，也没有同学找老师单独合影，所以毕业照很快就照好了。
“从八十多岁高龄的邓广铭先生，稍微年轻但也年逾古稀的周一良先生，年过花甲的吴小如、田余庆、张注洪等先生，都是神采奕奕，精神焕发。”即使是上课时不太讲究穿着的老师，也都为了照相换上了标准的白衬衫。“他们无论是否给我们班讲过课，都把这一届毕业生看成自己学术生命的延续。
无疑，这正是二院的历史传承。
（刘后滨校友的毕业照）
静园过去不是草坪，而是如同她的名字一样，是一处别致园林。围上铁栅栏，成为果园，那是后来的事了。文革期间，静园的园林被认为有小资情调，于是全部推倒，种上了一大片果树，最多的是苹果树，还有一部分桃树。
果树围在铁栅栏里，据说曾经有过看园的师傅，不过也不是真要拦学生。宁静的夜晚，常有结束晚自习或实验的学生，信步而来，钻进园里，沿着碎石，漫步小道。待到果子成熟，香气满园，摘上几个，便是常事。
不过进入九十年代后，果园的管理似乎有过变革，果子不是说摘就摘的了。九十年代初就读于北大的李同归曾撰文回忆道，“据说静园也曾尝试认养，学生们只需缴纳少量的费用，包一棵果树，这一年的收成就算是你的了”，颇有点包产到学生的意思。没有正式的文件，确切的情况已无从查证，李同归只记得“那时再去偷摘苹果，的确是比较困难的了”。
（现静园草坪，曾为苹果园）
据传，苹果园有时也卖旧书，树下的小摊位上，中华书局的成套书籍经常对折出售，惹得两边院内的学生忍不住花了不少饭钱。
1998年百年校庆之际，学校在李嘉诚先生的资助下决定扩建图书馆，新馆位置选在老馆东边的草坪。这样一来，学生们常年读诗、弹琴、赏月的草坪消失了，学校决定把静园那一片果园里的果树砍掉，铺上草皮，才有了今日的静园草坪。
从此，草坪成了师生们嬉戏的好去处。晒太阳的、读诗的、野餐聚会的、弹琴唱歌的，伴着草坪的四时之景，成了不少人的北大记忆中最熟悉的场景。据说，已故的中文系教授、诗人林庚生前最爱在五院门口的草坪上和学生放风筝。“我多么爱那澄蓝的天，那是浸透着阳光的海”，林老先生的诗句里洋溢着清澈的气息。
（静园草坪）
非典时期，草坪还意外地成为了不少老师的教学场所。由于疫情严重，教室封锁停课，老师们又怕耽误课程进度，只好各显神通，手套、口罩全副武装地到大自然里去授课。湖心岛、石舫、一教门前都成了上课的热门场所。最好的选择当然还是静园草坪，老师们在草地上给学生讲诗、讲小说、讲历史、讲哲学，别有一番乐趣。晚饭过后，静园草坪热闹起来，封闭在学校里的师生们一同做起儿时游戏，丢手绢、踢沙包……活脱脱一群爱玩的小学生模样。人心惶惶的日子里，静园留下一抹温情。
林庚先生曾写下“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院子里当年名动学界的泰斗如今多已驾鹤西去，当年负笈燕园的学生成了今日的大师，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就这样成了历史的眼睛，见证传承与更替。
现今，静园这六座庭院跟燕园里别的风格特征有所不同，精巧玲珑，幽静典雅，给人以“庭院深深”之感，像是古代富贵人家千金小姐的绣楼。一至六院的布局也别具匠心，它们与二体构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文物布局，而又分布在燕园南北次轴线的两侧。
六院整体同构，房间均为木制，雕梁画壁，古色古香；各有精巧灰顶红色小门楼一座，由灰色石砌虎皮矮墙联成一体。每座院门布有紫藤萝花架，每年5月，紫花缀满门楼，颇为典雅幽美。
大同之外，亦有个性。
彼时，历史系学子们在二院上课，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忆。
张雪健同学回忆道，”2011年夏天，我第一次来二院。初次见面，一推门就是硕大的一尊翦伯赞先生铜像。我一直有意毕业时着学士服，手拿师著《历史哲学教程》，与翦先生合影。
二院有两层，以前是燕大女生宿舍。也许因为这个原因，信号极差。每次去二院之前，都要和朋友报备，"我要去二院了"，言下之意是我即将失联。
二院的确是个院子，没有五院那样多的紫藤萝，但是树荫刚好，绿草常存。见过一位师姐回来拍婚纱照，南面的二院围墙爬满爬山虎，婚纱皎洁。
窗外的树和花绝不甘只和我们做邻居，枝桠总在疏忽间穿透窗棂。印象很深的一个场面是在大一大二申请"古典班"的时候，在二层仄逼的走廊里等高毅老师，旁边的小窗透出枝桠一叶。
（二院窗外的枝桠）
二院有一只很漂亮的系猫，不像康博斯那帮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从里到外透着灵气。二院有一位喜欢书法的保安小哥，居室在北，冬夜常能看见灯光。二院有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教务老师，有次去交论文，我穿着写"仁义礼智信"的T恤，此君看见，非常喜欢，拉住我问东问西。二院很小，但拥有的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它的独特回忆。”
而今，文研院入驻二院，二院也将迎来新的岁月，而那份积淀在历史与学术间的恬静无疑会继续传承下去。
（本文文字素材采编自陈祎、王冰洁、李可纯《忆往昔，静园岁月稠》，向思琦等《一斛浊酒尽余欢——毕业季往事》，皆发表于公众号北大青年；公众号Geodu《静园六院——北大的“深闺”》，张雪健《长铗归来，我们的二院》；向思琦老照片素材采自陶然野佬的博客，特此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