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乐松老师看来，现代人对“秩序”充满迷信。而以疫情的发生作为分界点，人们的生活从秩序走向了无序。无序恰恰是人们焦虑产生的根源，各种扑面而来的信息则在试图矫正人们的无序生活，将人们带回秩序的安全空间。当然，被解放的还有人们的“想象力”，这也是特殊时期谣言四起的原因所在。

自3月4日起，周雪光老师决定每日发布文章，“跟踪记录一下自己经历到的美国有关疫情应对的过程。”我们征得周雪光老师的同意，在此分为数期予以转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如何一步一步走入新冠病毒疫情的阴云笼罩之下，并以一种内部的眼光去观察政府与民众的应对；与此同时，透过作者的选择与点评，我们也能感受来自社会科学学者的比较制度研究的独特视角。在众声喧哗之下，这种清明的理性，正是我们所期许的。

王明珂老师藉由16、17世纪欧洲流行的猎巫浪潮和他所开展过的羌族“毒药猫”传说的历史人类学调查，反观新冠病毒流行以来，人群内部以及不同人群之间因恐惧、猜忌而产生的种种分歧现象。或许，与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病毒相比，人类为求“自保”而构建的族群、区域和种种身份认同，伴随着对“非我族类”的畏惧和敌视心理，将对人类社会的肌理造成更为根本性的伤害。

疫情爆发以来，荣新江教授暂时搁置了自己长期在做的丝绸之路、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带着回顾学术史的心态阅读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本文即是阅读是书所写的数条札记。在此特殊时期，阅读日本侵华时期北大学人在西南联大的学术生活，对于今天面对同样紧张的社会氛围的知识分子而言，或许能够寻找到某种历史共情。

在本文中，孙歌老师记录了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和“SARS”流行期间的“谣言”，她提醒我们，“谣言”也有它“无法取代的功能”。重要的并不是“谣言”是否提供了准确的信息——因为一些“谣言”实际上亦无法“证伪”——，而是在面对以讹传讹的“谣言”时，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判断。毕竟风潮过后，谣言平息，舆论复归平静。真正有害的，可能并不是错误的信息，而是轻信盲从对人们理性判断的损害。

“瘟疫”始终是投射在人类历史上的一道阴影，命丧于斯的惨痛教训在人类历史上不断重演。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建安七子，其中有四人命丧建安二十二年的那场大疫。建安大疫，“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在“唯才是举”的建安时代，在笼罩病疫、灾难的东汉末年，张仲景选择博采众方，撰写医书。那么，在关乎我们每个人生命安全的当下，我们又该作何选择？或许，我们永远无法战胜那些潜伏在我们身边的无数未知病毒，但我们一定要从历史的伤痛记忆中汲取教训，保持温情、同情以及恻隐之心。

如果说“瘟疫本身并不会独立产生意义，其对历史推动作用发挥，无疑有赖人类的理性和反省批评精神”，那么医疗社会史无疑在这种反省和批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从十七年前的SARS到今天的新冠病毒，暴露出我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现有法律政策和执行监管中存在漏洞，亟待修订和完善。

有良心的历史学者不仅应当讲述真实的故事，而且有必要到后台，去探看卸了妆的历史。

启蒙式的人定胜天的乐观对控制疫灾, 已起不了长久作用。更重要的恐怕是如何克制这种傲慢 , 谦卑地探索人与自然共处之道。这项后启蒙工程需要动员社会各层面, 艰辛地共同创造新知识、启发新思维与发展新的管治策略。二十一世纪的防疫, 应该要进入新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