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宋代社会，学界有两种看似相近，实则相远的结论性认识。一种是“平民化”。邓小南认为，平民化是从唐到宋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趋势。过犹不及，凡事都得把握一个“度”。邓小南颇有防范意识，或许正是出于被无限引申的担心，她在访谈中格外强调：“所谓 ‘化’，是指一种趋向，一种过程，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本人对此，深表赞同。90年代初，我曾草成《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一文，虽然仅着眼于狭义的文化，但多少包含这层意思。文中的某些认识，或可作为宋代平民化趋势的例证。当年之..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可以说是建立在传统宗教的废墟之上的。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连同此前“癸卯学制”的颁行常常被看作是中国现代教育正式确立的标志。而这一学制的改革，不仅引入了新的管理体制、教育方法和学习内容，进而改变了中国社会中文化资本的价值标准和积累方式，同时也打破了儒家长期以来形成的宗教、政治和教育三位一体的格局，直接导致了制度儒家的解体。另一方面，自1898年开始推动、而后在民国初期声势渐大的“庙产兴学”（或称“毁庙办学”）运动..

日本的书法历史，在进入平安时期以前，也曾有过一段漫长的发展演进过程。早在飞鸟时代（569-642）的初期，圣德太子就曾遣小野妹子等留学生、留学僧作为遣隋使前往中国学习。他们长期旅居中国，认真学习、吸收中国文化。书法自然也是其中重要一环。当时的隋代，正盛行六朝书风，对日本遣隋使来说，自然深受影响。另外需要一提的是，当时高丽僧人昙徽来到日本，带去了纸、墨的制作技术。其结果是使日本能独立制作纸墨，为日本书法的发展与奠繁荣定了物质基础。

本文旨在通过税收来解释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和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税收通过影响一国财政支出水平、征收方式、税收结构及其调节社会分配等机制作用于国家的制度建设、治理能力和政权维续能力。同时，税收还影响代议制的产生和发展。本文介绍了西方国家早期代议制形成过程中税收的作用及其局限性，讨论了税收和代议制的理论基础，指出这一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还很不足，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本文还讨论了税收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的一些情况。

约翰•奥尼尔在其工作早期所提出来的“野性社会学”概念，经过其毕生的努力与发展，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社会学宣称从北美社会学界在1970年代的转折开始，主张社会学研究要面对日常生活，要警惕自身的过度科学化与规训化，主张社会学的研究与写作要反思自身，同时重返经典以获得对于现时当下更为丰富的理解，而这一对于“经典”的理解，也需要是“野性的”。

从舍勒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本文考察了这样一段思想史上的事件：弗洛伊德的德文原著，在被翻译成英文并且冠名为“标准版”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系统性变化。

现有理论不能提供一个关于李约瑟之谜和大分流的完整和自洽的解释，特别是国家统治者及其代理人作为决策主体的关键作用被忽视。无法探讨前现代国家的经济扩张过程中，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精英招募制度（elite recruitment institutions）之间形成的“超稳定结构”。

如何理解汉唐之间的历史变动？在近百年来的学术史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观察和解释可谓纷繁多元。历史譬如道路两侧的风景，是一个延续不断的过程，内在的差异或变化往往逐渐积累而生，远距离看来差异顿觉明显。如果把三世纪初作为一段历史道路的入口，六世纪末为其出口，出口和入口处的历史景观，会发现有诸多不同。书写材料从简牍到纸张以及由此带来的权力机制和知识领域的变化，胡汉人群的混融和文化变动，佛教寺院、石窟和村邑造像的大量出现和道教的宫观化，均为其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