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北京大学一百年来思想文化的创造、学术传统的更新，都与五四有着各种各样的承续关系；而五四运动也深远地塑造着北大师生的精神气质与思想传统，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和科学文化最为敏锐和坚韧的探索者、开拓者。回望五四，对五四的再评估与再诠释，意义非凡。有鉴于此，文研院于2019年3月30日举办“五四与现代中国”学术论坛，邀请海内外相关领域学者，相聚北大讨论交流。

辛亥革命中的“大妥协”何以可能？是因为南北双方具有高度的“妥协精神”和“政治德性”吗？本文引入内外关系视角，指出英、法、德、美、日、俄六大列强在1911-12年的“大国协调”，对辛亥革命的路径产生显著的塑造作用。六大列强相互牵制，对华保持“金融中立”，防止任何一个列强向清廷或南京临时政府借款，并主张南北双方展开谈判，实质上支持袁世凯尽快获得实权。列强何以形成这样的对华政策共识？促成“大妥协”的国际权力结构，又对民初的政局走向，施加了何种影响？

中国人为何要研究在西方有着悠久研究历史的西方古典学？比起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不是非但没有任何优势，反倒不少劣势吗？研究西方古典学应该采取何种工作方法？如果大家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感兴趣，或许值得跟随此文去探访一下陈康先生的求学之路。

归纳起来，向达的两次敦煌之行，主要成果包括如下三部分：1.《瓜沙谈往》、2.《敦煌余录》、3. 文物收集与考古调查。以下分别介绍。

1942—1944年间，向达先生曾两次赴敦煌考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由于战乱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向达的考察成果未能得到及时、完整的刊布，有些现在已经散佚。然而，向达的两次敦煌之行，在敦煌学史上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大卫·戈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终其一生以摄影观照着被种族隔离铁幕深深碾压过的南非，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目睹并记录下了后殖民时代的南非青年们在一尊雕像“覆灭”的前后，展现出的对种族主义新的激进态度。另一位同时在场年轻的女艺术家赛西贝尔·梅塞桑尼则通过表演和自拍，表达了对种族隔离语境下另一批弱势群体——女性的关注和激励。无论是戈德布拉特对事件、人群和痕迹的记录，还是梅塞桑尼将自身投射于事件发生现场，都埋藏着他们对“南非人形象”（肤色、性..

以往，我们把美术史区别于一般的史学研究最大的不同，界定为研究对象（图像）以及与这种对象关联的研究方法（图像志和图像学）。图像学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阐释图像的象征含义，以与哲学文献印证。而图像志的方法则是对图像各种细节的详尽考察与记录。今天随着艺术史处理对象的范畴的扩展，用“图像”来概括艺术史显然就是不够的了。艺术史的对象不仅仅是平面的“图像”，也包括立体的“田野”。

编者按：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为纪念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九十周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举办“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纪念展”。本文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朱玉麒教授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撰写的纪念文章，刊于《光明日报》2018年5月21日16版，我们特此转发，以飨读者。